的形成，应当是自然环境造成的。北方的河湖比南方少，而且冬季会结冰，因此黄河流域的鱼类资源相比长江流域少很多。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北方古人对黍、粟的驯化较为成功，粮食产量上来了，而同时期南方古人对水稻的驯化还在路上，粮食没有太多剩余，因此影响了南方养猪活动的发展。

    不过“南鱼北猪”肉食格局随着良渚文化的崛起而一举改变了。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了多数，这说明良渚古人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养猪活动。良渚文化兴旺的稻作农业给养猪提供了饲料基础。良渚古人如此热衷于养猪，说明他们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居住点附近，从良渚古城巨大的工程量就可以推测，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劳动人员长期聚集一处，周边环境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肉食，依靠捕捞鱼类和贝类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所以才选择了饲养家猪。

    在远古时代，良渚文化其实是南方地区的一个特例，是在南方水乡泽国的环境中一次“人定胜天”的史前时代大跃进。良渚古人最大限度地种植水稻，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养活大量的人口，并饲养家猪作为肉食改善营养，以完成巨大的建筑工程。

    他们如此热衷于建设城池、房屋和水坝，是与他们神秘的信仰相关的。考古学家从良渚文化中能够感受到良渚古人有着较为狂热的信仰，他们不想建设什么威震四方的“王国”，而是梦想建设一个地上的“天国”，信仰驱动着他们执意要超越自身的时代，登峰造极。

    所以，良渚文化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感。从良渚文化衰落后当地兴起的马桥文化来看，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南方古人又恢复到了良渚之前的文化状态，以捕鱼和打猎作为自己获得肉食的方式，他们几乎不再养猪，不再雕琢精美的玉器，他们的社会结构比良渚文化简单得多，就好像良渚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南方地区再现类似于良渚文化这样的“巅峰时刻”，恐怕要等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时了，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距离良渚文化衰落已经过去了约1800年。

    离开良渚，让我们放眼全球，进一步了解猪与人的不解之缘。对猪的基因研究表明，中国古人与猪的故事可能比贾湖遗址的时代还要早。对亚洲各地家猪和野猪的基因分析表明，所有这些猪可能有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是在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被驯化的。然后，那里的猪分别向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扩散，就这样进入了今天的中国境内。猪的扩散路线，与我们在上一章描述的现代智人进入中华大地的路线很相似，都是分别从沿海和内陆几路向北进发的。所以，中华大地上最初的驯化猪可能是由现代智人从东南亚带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全世界的野猪和家猪的差别并不大，彼此之间可以杂交。如果按照生物学的定义，严格来说，能够杂交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的动物，就不能算是两个物种。所以，家猪和野猪的区别，只能算是一个物种下的亚种的区别，家猪只能算是不那么野的“野猪”。当现代智人带着驯化猪不断迁移的时候，他们的猪会跑到野外变回野猪，他们也会沿途捕捉野猪与驯化猪杂交，让野猪的野性减弱。如此复杂的杂交状况，让后世的生物学家很难说清家猪到底是在哪里被驯化的。虽然他们一般认为，世界上可能有6个家猪驯化地点，中国的长江流域和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都是其中之一。

    所以，家猪的进化过程有点儿符合第一章 谈到的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总的来说，欧洲家猪是欧洲野猪驯化而来的，而亚洲家猪则是亚洲野猪驯化而来的。然而，例外的是，从中国广西发现的古猪的基因来看，它与欧洲的古猪比较接近，与亚洲的古猪关系较远。古人与猪的故事，真够混乱的。

    让我们把关系混乱的猪放到一边，来看一看同样起源于中国、关系相对简单的另一种动物—狗。

    狗是人类的好伙伴之一，它们显然是从自然界中的狼驯化而来的。这两种动物很相似，但从基因上分析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狗和狼都喜欢吃肉，给它们一块猪肉，它们会摇着尾巴愉快地吃掉；给它们一块土豆，狼会对这种食物不屑一顾，狗则仍然会把这种富含淀粉的食物吃下去。这并不是因为狼自视清高，不吃土豆，而是因为基因决定了它无法消化淀粉。

    通过对狗和狼的全部基因组进行比较，科学家发现，在狗的基因组中，至少有三个与消化淀粉有关的基因，都是狼所没有的。其中一个基因负责合成一种能把淀粉分解成单糖的酶，没有这种酶，动物就无法消化淀粉。

    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只有那些进化出了消化淀粉的基因的狼，才最终变成了狗。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能够揭示出人类与狗结缘的故事。

    中外科学家找来了亚洲、非洲、欧洲的1500多只狗，对它们的基因进行检测，探寻狗的起源问题的答案。基因对比发现，狗这个物种最早可能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南部，时间大约在距今1.6万年前。这种特殊的狼可能是被古人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吸引到居住点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