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马车和马匹，经常快速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

    在验证这个回答时，基因技术再次展现了奇妙的一面。石峁古城不是出土了一些祭祀所杀的人的遗骨吗？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祭祀坑里的死者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这说明他们的家乡在石峁的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带。

    石峁文化人群要么就是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要么就是与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而那些游牧人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却与石峁文化人群的关系较远。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带劫掠回来的人员。现代基因技术虽然不能挽救他们的凄惨命运，但是至少可以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是哪里。

    那么，石峁古城的“自家人”又是什么人群呢？基因分析表明，他们与当时盘踞在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这些人群应该都是仰韶温暖期中的农耕社会在人口不断膨胀、扩散后形成的各地文化人群。家马和马车技术在草原上的传播，给农耕人群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游牧人群。农耕人群与游牧人群在历史上的对峙和融合，将旷日持久，直到近代。

    不论农耕人群还是游牧人群，在生物学上都属于人科人属现代智人种，都是走出非洲的智人祖先的后代，在智商和智慧上属于同一级别，因此家马和马车技术并不会只掌握在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手中。中华大地上的农耕人群自古以来就有拿来主义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打破了游牧人群对家马和马车的技术垄断。

    从晚商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各个人群在中原逐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骑兵和战车，而家马和马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就更频繁了。农耕社会对于马的喜爱丝毫不亚于草原社会。

    比如在陕西省咸阳市一处西周中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4具家马的骨骼，它们的线粒体DNA检测结果十分有趣。这4匹马的基因型都比较疏远，其中2匹马的基因与中亚和欧洲家马的基因相近。显然这不是有人骑着马一路从欧洲跑到了东亚，而是当时的人群在马的贸易上非常频繁，因此某个地方的马会被频繁转手，几代之后，某类马就出现在了几千千米之外的远方，它们所携带的基因也随之漂流。4匹家马来源不同，暗示西周与周边人群之间的马匹贸易以及其他贸易是很频繁的。

    马的基因还告诉我们，这4匹马的毛色竟然都是枣红色，它们的外貌是单一的。显然，这几匹马的拥有者特地挑选了枣红色的马。西周时期上层贵族有繁多且严格的礼仪制度，他们在礼仪活动中可能对马匹的毛色有一定的追求，比如要求马匹都是某种颜色的。这可能就是4匹马的基因型不同但毛色一样的原因。

    最迟到商周时期，中华大地已经全面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

    青铜：远古王者的荣耀

    地球表面的岩石在风化作用下会破碎，变成土壤，让植物从中吸收营养，让人类能够开垦农田，养活自己。其实，很多岩石里面含有各种金属元素，比如金、银、铜、铁、锡、铅、锌等。这些金属在自然界很少会以单质形式存在，往往会形成化合物，牢固地“镶嵌”在岩石中。

    人类要想从岩石里提取和提纯这些金属，都需要借助火烧，利用冶金术来实现。人类用火制作陶器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他们会有意识地尝试用火烧各种东西，包括含有较多金属成分的岩石，在高温焙烧过程中，孔雀石这种矿石很容易被木炭氧化还原而熔炼成金属铜。这可能就是铜冶金术的起源。

    从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现看，西亚地区是人类冶金术出现最早的地区，那里诞生了最早的红铜制品。国外考古学家曾经统计西亚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及其制作年代，发现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其中，西亚最早的铜制品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那时西亚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了。当时人们一般利用的是天然铜，如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出土的天然红铜钻、铜丝别针、孔雀石珠，伊朗中部锡亚尔克丘出土的红铜针等。距今8000—6000年前，西亚地区所见的金属除个别的铅、银和铁质外，基本为红铜，种类多是小件工具或装饰品，比如斧、钻、锥、珠、片、刀、铲、扣、管、凿、指环、手镯、印章、权杖头等，而且都使用了锻造技术。于是在这一时期，西亚的人类遗址里开始出现与铸造有关的物品，比如坩埚、炼渣、矿石及冶炼遗迹等。

    砷铜是人类最早掌握的二元合金技术，砷铜技术和制品也是在西亚地区诞生的。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砷铜矿，容易冶炼。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砷铜在西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诞生并风靡周边，冶金术向四周传播，紧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