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是距离中原地区很遥远的匈奴人群，也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一部分基因型。历史上看，匈奴与秦汉两大强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和频繁的战争，并相互掠夺人口，这都会造成人群间基因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接触与碰撞中，草原上的匈奴人群的基因融入了中原的汉人基因库。

    综合来看，汉人群体主要起源于中原地区，距今3000年前左右，中原古代人群在基因结构上就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很相似了。四面八方的古代人群对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基因贡献，当然这些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也存在很多基因差异。

    更进一步说，汉人族群的前身华夏族群显然也是融合了中原地区乃至周边很多族群而出现的。有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华”和“夏”分别代表不同的古代人群。在史前时代的冰期和间冰期，北方草原带族群南下，南方族群北上，最终在中原地区相遇，使得中原地区成为亚洲东部的一个族群的熔炉，华夏族群的诞生，就是中原古代人群克里奥尔化的产物。

    什么是克里奥尔化呢？

    这本是一个语言史上的现象。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经过第一代移民的打拼之后，殖民者在美洲生育了自己的后代。这些后代有着欧洲族群的基因，甚至还有着非洲黑人族群的基因，却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学习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来源背景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所说的话也各有不同。好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些孩子会创造性地进行交流，既使用从自己父母处学来的语言，也从同伴那里借来词汇，他们甚至还集体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最终，这些殖民者后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连他们的父母都不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就是克里奥尔语，而在美洲说克里奥尔语的人群，就被称为克里奥尔人。在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甚至还形成了克里奥尔地方菜，以大米、西红柿、秋葵、海鲜等为食材，辅之以重口味的辣椒调味。

    当东南西北各方人群纷纷迁入中原地区时，东亚版本的克里奥尔化就启动了。各种语言交融在一起，最后酝酿出一道“克里奥尔大菜”—原始汉语。语言是重要的文化基因，说原始汉语的这些人，也交融了各自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就形成了华夏族群，此后汉人族群的核心。

    从华夏族群演进到有着共同文化认同的汉人族群，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地区适合农耕，是华夏族群的根据地，但即便在这个区域里，也长期是多族群交错杂居的。农耕人群占据了适合开垦的平原和谷地，修筑了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城邑。在商周时期，这些农耕区域如同岛屿一样分布在广袤的大地上，而远离城邑与农田的山岭丛林，则是狩猎采集人群、畜牧人群的家园。比如郑国、卫国以及鲁国的周围，就生活着很多戎人部落。郑国曾经被太行山里的北戎侵扰，卫国更是在戎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多次迁都，最后跑到了今河南濮阳，但是都城外面就有戎人居住。

    对于春秋时期及以前的中原地带，我们可以戏谑地描述为“牧区包围农区”。

    多族群比邻而居的状态，就会带来族群的通婚，发生基因的交流。《左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们的封地分别在蒲和屈，都在山西境内。由于内部权力斗争，两位公子打算离开封地逃到白狄去。重耳最后在白狄那里生活了12年。白狄是游牧人群，他们活动的区域其实离重耳的封地很近，而重耳选择到白狄避难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母亲狐姬就是白狄人。重耳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姬姓贵族，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第二位霸主就是他。这样一位华夏族群的重要人物都是族群融合的后代，当时普通民众之间的通婚融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在春秋时期的东周列国向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过渡，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的同时，那些散居在山岭丛林中的蛮夷戎狄部落也加速融入了华夏族群的政权，被绑上了群雄逐鹿的战车。或者从基因的角度说，这些部落的基因都流入了华夏族群的基因水库里。

    不过，在战国时期，基因水库中的“主要水体”肯定是华夏族群，这是兴盛农业养育的众多人口所决定的。

    战国七雄之间激烈的竞争，推动这些政权都基本上以“耕战”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积极鼓励农业开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和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期，铁器技术已经进入中华大地有一段时间了，铁制农具开始应用于耕作，进一步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大。

    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大片农耕区，比如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都因粮食富足、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被史家称道。司马迁就称赞战国时期的秦地“膏壤沃野千里”。其他诸侯国也并不逊色，比如齐国人口也非常密集，人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魏国“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