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您让我去查烟花我就去查烟花、您让我去查诈骗我也去查诈骗，没休过一天假。但这个案子还有好多疑点呢，家属楼西门外的血迹为什么消失在了西南而不是东北？还有案发现场提取到一枚戴着鞋套的脚印，但既然犯罪嫌疑人这么具有反侦察能力，又怎么会戴了鞋套却不准备手套，以至于在花盆上留下清晰的指纹？所以说还不能结案，这起案子它不对劲。”

    局长放下了手中的卷宗，和江建军讲起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目前全中国人口超11亿，在香港回归前赶超12亿也不是没可能。但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里，全国公安系统的干警、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行政机关的狱警等人数是多少呢？只有90多万。

    “警力不足。”局长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足以击溃江建军心中的防线。如果继续调查下去，查到了真相那是沉冤得雪。但要是查不到呢？在这个注定要载入发展史的1997年开局之际，他就是带头上演了一出浪费警力、恣意妄为的闹剧。

    “局长，再给我几天时间。这一回，我要亲自去把颜振农生前登记户籍的群众走访一遍。”江建军的姿态明显放低了，甚至有些软弱：“求您了。”

    不知道局长是不是有些动容，但他松了口：“正月十五，我只把时间给你留到正月十五。”

    江建军很清楚，这是一场赌局。眼下局长已经进行了让步，把赌注加码到决定案件盖棺定论的严重程度。如果他最终无功而返，那这起案子恐怕将永远没有回旋的余地。

    “好，谢谢局长。”江建军接受了这场赌局。

    江建军只有五天的时间，但颜振农记录在册的群众却分散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有四年前在地坛收养了一名弃婴要来打听收养公证的养母，也有家住广渠门但孙子随姓了倒插门女婿后想要改回女方姓氏的外公；有出生在和平里但婚迁到公主坟后离婚的妇女，也有家住东花园但身份在70年代被误登在石景山导致办理不了低保的孤寡老人。

    正月十三日晚上，江建军结束了对一位刑满释放想要迁回地安门的群众走访后已近午夜，警务桑塔纳载着他驶向了一马平川的长安街。周遭的空气中浮涌着一丝不属于寒冬的躁动，纪念碑旁人声鼎沸，悲怆和哽咽带来的气流回荡在南广场上。

    “怎么了？”江建军问。

    安维东打开了广播，沉重的哀乐盘旋在耳畔。伴随着播音员极其低沉的声调，江建军听到了人民广播电台夜间紧急发布的广播。

    “我们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通告：我们敬爱的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江建军摇下车窗，北京寒冬的冷风瞬间涌了进来。

    长街洒泪，万众同悲。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似乎在刹那间停滞定格。所有行人驻足默哀，所有车辆自发鸣笛。江建军缓慢地摘下了警帽，深深地低下了他的头。

    在愈发悲怮的哀泣声中，安维东开始收到来自局里的紧急传呼。江建军知道，原计划安排在明天的五棵松走访已无需再去，他已经输了。等一会儿回到局里，等待他的将是全市公安系统彻夜长明的重大会议、维护群众大规模集会游行的秩序、由长安街向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一路的安保工作。

    连日来的首都夜空笼罩着阴沉灰蒙的雾气，已有群众举起“小平同志走好”的横幅自发涌入街头。江建军仍然在车中静默着，似乎已经看到了不久后的那一刻：大江南北肃立默哀，亿万人民含泪肃立。在香港疾驰的列车中、在江河湖海的轮船和军舰上、在各地的工厂和矿山里，在这些一切有汽笛的地方，将会笛声长鸣、震彻云霄。

    执勤的武警列队开始集结，唯有苍松翠柏在这万物凋零的季节里傲然挺立。不知是谁先把白菊花系向纪念堂旁的常青松柏，很快就像千万朵梨花绽放在了天安门广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