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徐瑞民聊天时还提到过“血站”。虽然徐瑞民在通话，但他仍然目不斜视地盯着老板娘切肉的动作，好像生怕不留神就缺斤短两了似的。

    冬季午后的暖阳和煦，光线透过防雨棚照进潮湿阴冷的菜市场。那只已饱餐的流浪狗心满意足，趴在地面上懒洋洋地晒太阳。

    很快，社区居委会也佐证了屠宰摊老板娘的描述，居委会确实在24号接到过三单元401室租户打来的求助电话，求助的内容也很稀罕，是询问北京哪里有地方可以接受“有偿献血”。

    “我们耐心地跟他解释，说为了遏制卖血行为，国家很早就执行无偿献血制度了，如果有献血的意向，其实无偿献血是一份献爱心的善举。”

    然而，居委会的答复显然不满足徐瑞民的期待。

    在和警方的后续交谈中，居委会还提到有关集体户口的更多线索。

    徐瑞民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只有3200块钱，即便买南城最便宜的房子，也要全家不吃不喝25年。自从孩子出生后，街坊邻居明显听到他们夫妇的吵架次数变频繁了。

    “于秀秀总催着徐瑞民尽快落户，最后把徐瑞民催烦了、撂下一句‘你要是再逼我，我就去卖血’。”居委会的大婶说道。

    谢海涛从小在西城区长大，似乎离这种家庭的烦恼很远，他低声对颜宁说：“如果当初就给孩子落到女方的涿州老家，可能也就没这起悲剧了。”

    居委会的大婶们乐了，似乎在说谢海涛不食人间烟火：“哎哟小警官，夫妻俩一方是北京户口，谁愿意孩子一出生就送到京外去啊？哪怕冒着满月后要交罚款的风险，也想多试试一些门路的。”

    颜宁知道近年来公安部一直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也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难度。他痛恨犯罪行为，但也惋惜徐瑞民此举的动机：“如果孩子变成黑户，以后会遭到歧视的。”

    常年深扎在基层的居委会大婶们饱尝人间冷暖，她们说，城里人和城外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堵“电网”似的，户口制度就是排斥外地人的导火索；但是，难道真的要除掉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和就业等“特权”吗？好像并不行。就算真的能一刀切断与户籍制度纠缠的各类利益，难道“户改”就有彻底的出口了吗？

    当颜宁和谢海涛走出居委会后，不远处一群六七岁的孩子们睡醒了午觉，正穿梭在胡同里开开心心地玩游戏。按照就近原则，他们应该大多是附近翠微小学的学生。等到他们无忧无虑的几年时光过去，再按部就班的小升初、初升高，最终通过不同高校进入社会的大染缸，应该就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胡同里的大人们三五成群，捧着茶杯闲叙着家长里短。颜宁突然想起了徐瑞民，他好像从来没享受过这样惬意的午后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