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乐了：“上次跟你聊完之后，我就通过事发地辖区的同事联系到了几位居委会大妈，那些阿姨们似乎很有经验，不到两天就帮咱们找到了在附近流浪多年的拾荒工，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照片中的这两人是一男一女，他们是到荒地上捡垃圾的。”

    “捡垃圾？”

    “是的，捡完能卖钱的那种垃圾。拾荒工们最初想不起来五年前的事，但一听是世界杯那年的夏天、再听阿姨们说当晚有个年轻女人坠楼，他们就想起来了。因为荒地很大，拾荒工们会在附近休息，当晚听到过这一男一女的聊天，并确定这对男女此前是互不认识的，后来还因为要争抢一件垃圾，吵得你死我活。”

    颜宁听后一阵苦笑。

    2019年5月，宁夏银川。

    这天傍晚，银川的怀远夜市里热闹非凡，弥漫着炙热的烤肉香。

    前几日，江建军离开陕西后便辗转五六百公里，从神木抵达了银川。他的一位在银川的老朋友早就安排好宴席，要请江建军吃一顿香喷喷的手抓羊肉。

    此时，羊肉咕噜咕噜下锅煮熟，浸透了佐料的香味儿。江建军发现，用手抓着吃的时候，就不那么在意蘸不蘸酱汁去腥了，一碟辛辣生蒜片、一盘凉拌沙葱，吃饱了再来上一碗汤浓味鲜的搓面，足以让江建军拍着肚皮直呼过瘾。

    前来招待他的是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罗锡园，而这个位置往前数两任，坐着的人正是已经牺牲的史跃平。

    在罗锡园坐到这个位置后，他根据史跃平生前追查的案件，掌握到了一些江建军不知道的线索：

    “吴文雄这对父女，应该是在1997年春节后不久到的银川，具体日期实在追溯不到了。当年，红星造纸厂是我们这里一个很大的私企，所以不缺车间工人、只缺技术人才。”

    “对，去年我就调查过，吴文雄早在来银川前就是北京丰台一家纺织厂的技术骨干。”

    “所以，他应该是向红星造纸厂展示了他这方面的能力，因此迅速获得了造纸厂的信任，并被分配到一套西夏小区的商品楼住房。听厂里的老门卫说，吴文雄用短短数年帮助厂子搞了两次技术升级迭代，为厂子带来了不少营收。”

    “那他的户籍呢？”

    “我们现在能追溯到的迁入时间是1997年5月，这一个月，他和女儿吴霜都正式落了户，这肯定是造纸厂出面特事特办的结果。”

    江建军默默地听着。他还记得冯广利的说法，即吴文雄至少在2月初仍留在北京，但两个多月后的5月份就与女儿一起落户银川，这个轨迹确实符合“杀人逃逸”的行动线。

    这时，罗锡园又提醒道：“另外，我们现在基本可以判断，吴文雄肯定有使用假身份证的行为。比如1997年他曾被造纸厂派去呼和浩特谈一笔合作，他入住的地点是政府指定的迎宾馆，在管理上比较严格。但是，呼和浩特警方反馈的消息是，迎宾馆确定他们100%要登记旅客的身份信息，但那个月根本查不到吴文雄的入住记录。”

    “呼和浩特？”江建军沉默了。呼和浩特和鄂尔多斯在同一个自治区，或许吴文雄早在90年代末就开始在内蒙古进行一些违法活动，这才能掌握鄂尔多斯一带私人矿井的情况。

    吴文雄的户籍在2005年就因死亡而注销，假如他不是那场矿难真正的遇难者，那必然有一个人代替了他而死亡。

    江建军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真正的屠广志。

    想到这里，江建军又向罗锡园打听起2005年那三位自称是吴文雄家属的人在鄂尔多斯谈判赔偿金的过程。假如遇难者是真正的屠广志，那这场矿难跟吴文雄是不是有脱不开的关系？

    罗锡园告诉江建军：“我们也这样怀疑过，你还记得矿主吕春贵吗？他在得知吴文雄没有‘吴文杰’这位家属后就报了警，并表示他非常确定这三位家属就是有组织有蓄谋的‘职业骗保人’。”

    “职业骗保人？”江建军重复道。

    “你常年在北京，不清楚我们宁夏、山西、内蒙古一带的特殊情况。早在各类矿井管理不完善的几十年前，专门有一伙人在矿区转悠，他们专挑那些有招工漏洞的私人矿，听说哪里出事故死了人，他们就装作死者的家属去向矿主索要赔偿金和保险。而那些矿主本身就不敢报警，只能息事宁人。”

    江建军听后，反问道：“那这些矿难真的只是事故吗？有没有可能是案件？”

    “当然。后期确实有一些猖狂的罪犯专挑老实人下手，他们将受害者骗下井后杀害，并将现场伪装成操作事故的模样。但我觉得，2005年这一起矿难不属于咱们怀疑的案件范畴。”

    “为什么？”

    “因为那三十万块钱。你想，他们既然伪装成吴文雄的家属，就是想向吕春贵要钱，那为什么还要坦白吴文雄有位直系亲属？毕竟有直系亲属的话，这笔赔偿金就与他们堂兄弟无关了。你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