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面上，以异常细致的耐心，一点点查看可能遗留在客厅里的毛发和皮屑。终于，他在清理完自己的痕迹后，还发现了两根卷曲的褐色长发，他知道这是沈丽菊脱落的头发。

    吴文雄轻轻一吹，将沈丽菊的头发吹向了茶几对面。

    做完这一切后，吴文雄准备处理他身上的血迹。他知道如果去浴室清洗血迹，可能会在稍后警方的荧光反应中留下不必要的痕迹，所以他把所有可疑物品都收进了黑色塑料袋里。

    最后，他换上了一双新的鞋套，趁着夜色掏出了人迹罕至的西门，好在他在傍晚的等待中已经大概摸清了小区的地形。

    这一晚，吴文雄摸着小道儿，在校尉营胡同附近待了一整夜。他蜷缩在王府井东边的一处垃圾堆旁，并脱掉了沾血的棉袄棉裤，全身只剩下一套单薄的秋衣裤，险些在零下十度的夜晚冻成了冰雕。

    第二天清晨，胡同口里一家劳保用品商店开张。

    吴文雄全身的皮肤冻得发僵发紫，对老板说他想买一件军大衣。

    老板是个基督教徒，平时总去东交民巷的教堂里做祷告。他刚进行完晨祷，转头就被吴文雄吓得不轻。

    “主呀！大冷的天儿，您怎么穿成这样呀？”

    吴文雄双唇发僵，哆哆嗦嗦地说：“嗐，别提了，昨晚喝多了酒，在路边睡死过去了，这年头的小偷真是啥都偷。”

    “敢情小偷儿也得过年不是？您拿的这件军大衣三十块。”

    “加上这个编织袋一起，二十五块吧。”吴文雄说道。

    这些年，北京东南近郊的大郊亭越来越没了“郊区”的样子。

    听说随着北京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职能也在逐渐向外围扩张。有些市民们早就听到了风声，说大郊亭和垡头区域的化工厂、玻璃厂、染料厂和炼焦化学厂统统都得往“外圈”搬。人们目瞪口呆，这四环的迁到了五环，难道过几年还能让五环迁到六环？

    腊月二十四下午，一位化工二厂的朋友开着皮卡亲自到吴文雄的单位附近送货。

    冬天的北京呵气成霜，朋友脱掉棉帽，拍了拍吴文雄那身崭新的军大衣，又接过了他递来的都宝。

    吴文雄热情地唠起了家常道：“大过年的，你厂还不消停？听说你们那块儿要搬了？”

    “嘘，都还没影儿的事呢。”朋友不愿意多说。

    虽然政府还没有下令迁厂，但那群开发商早就对大郊亭的生产用地垂涎三尺了。这片曾扛起建国后工业生产的老区已经因为“污染严重”而被居民们嫌弃投诉，被迁出北京四环也只是早晚的事。

    听到这里，吴文雄说道：“按照1993年申奥的架势，说不定过两年还得再申一回。等北京申办了奥运会，你们这地界儿可真就成香饽饽啦。”

    “也说不定我们跟钢铁厂和焦化厂这些要往外省搬呢。”

    朋友把烟踩灭后抬下了挂车，并掀起盖在后厢上的毛毡，说道：“你要的一氧化碳，10升一瓶。”

    吴文雄看着那几瓶土灰色的钢瓶，他憨憨地笑了。

    朋友在帮吴文雄搬运钢瓶时，特意问道：“你们车间采购这玩意儿干嘛？”

    “炼锌白呗，搞搞新染料的合成。”吴文雄说。

    “那你们直接采购锌白不就好了？”

    “哎，成本呐，领导们只管结果，才不管成本。”

    说完，吴文雄叹了口气，凑近朋友耳边低声道：“要不然这些烟啊酒啊的年货，我到哪儿挤油水去？”

    “明白，明白。”朋友露出心照不宣的默契，并低声道：“这年头谁还把钱交进公家口袋呀？所以我今天来公主坟这事，你可千万别说出去。”

    吴文雄笑道：“你不说，我就不说。”

    朋友回到了车上，说道：“行了，快回去吧。哦对了，你用这玩意儿可得小心点，这两年各地纺织厂中毒的不少。”

    “你就放宽心吧，干我们这行的最怕烧毛中毒，早就安装配备了检测仪和氧气面罩，工龄十几年了，还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安全生产？”

    “我这不是怕你出了事故牵连到我嘛。”

    “你只要不说，出了事故也查不着你。”

    绚烂的晚霞下，吴文雄目送着卡车驶远了。

    作为长安街上最挺拔高耸的建筑物，北京国际饭店可谓是能鸟瞰紫禁城。它坐拥东西中轴线，宽大的弧形墙面尽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气派，听说顶部的圆磨状旋转餐厅更可饱览天际线。

    1997年2月2日傍晚，沈丽菊的心情很不好，她今天原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飞往广州的。

    沈悦生日的两天之后就是春节，按照原计划，沈丽菊准备用“北京户口”作为女儿5岁的生日礼物，这才叫双喜临门呢。没想到颜振农软硬不吃，这显然超出了她的预期，以至于除夕降至，她只能带着哭闹不休的沈悦到这座响当当的国际饭店西餐厅聊以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