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性。

    即位不久，刘询下了一道诏书，极力称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请列侯、二千石、博士讨论武帝庙的庙号。刘彻本人虽已成往事，但刘询决意为刘彻尊上庙号，试图唤起人们的记忆：刘询是刘彻的曾孙，是武帝不容置疑的继承者。当然，尊崇武帝不代表要恢复武帝的政策，这件事一定经过了霍光的同意。

    诏书一下，群臣心知肚明，所以对“尊庙号”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异议，接下来主要讨论庙号是什么。唯独夏侯胜站了出来，坚决反对。他的理由非常清楚：武帝虽然有丰功伟绩，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死人无数，耗尽天下财产，导致百姓流亡，“物故者半 ”，人民相食，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样的帝王，再怎么伟大，“亡德泽于民 ”，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看来，夏侯胜对刘询的真正目的并不理解，只是单纯批判刘彻。所以，当群臣来批评他的时候，他说：“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 37 表达了儒士的风骨：既然身为人臣，那就要有啥说啥，不能阿谀奉承，而且话都说出来了，收回也没有意义，我死也不后悔。

    被臣下好一番羞辱，刘询当然恼火，但关键是夏侯胜没能领会他的意图。所以，夏侯胜和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丞相长史黄霸一并被下狱，而刘彻的宗庙终于被尊为“世宗”，成为有汉以来第三位有庙号的皇帝。

    在狱中，黄霸请求向夏侯胜学习儒经，夏侯胜觉得两人将来都得死，学不学意义不大。但黄霸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竟然就在狱中拜夏侯胜为师学习儒经。这不仅说明黄霸的好学，更说明了儒术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令士大夫虽九死而不悔。

    师徒二人在狱中讲诵了一个冬天，拐过年来的夏天，关东发生大地震，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一些山陵也因灾滑坡崩塌，被房屋倒塌直接压死的就有六千多人。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发生如此恐怖的灾异，刘询坐不住了，他下诏承认“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 ”，承认自己有过失。同时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都被释放，夏侯胜出任谏大夫，加官给事中，被赋予出入宫禁之权。黄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这时期刺史还未具备后来州牧的大权，但也是重用了。

    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不拘小节，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有些时候，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夏侯胜说：陛下说的都是好话，我把好话放出去，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总之，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反而出奇地和谐。有理由猜测，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多年以后，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给霍光极尽哀荣，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事实上，他还要效仿汉武帝，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毕竟自武帝死后，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同时，经过多年的涵养，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势力不可小觑，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例如他的丞相黄霸、于定国等，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也得与时俱进。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鼓励郡国发现祥瑞。刘询当皇帝时期，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甚至出现了黄龙！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此外，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称制临决 ”，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第二，在权力的运作上，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此外，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从而抗衡、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武帝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霍光死后第二年，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就在这绚烂之中，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刘询的太子刘奭热衷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