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夏贺良先待诏黄门，在内廷门口随时等待召见。哀帝多次和他深谈，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汉家历数中衰，必须要再受命，改元易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哀帝的意图，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夏贺良的设计，下诏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有哪些图谶祥瑞，有何种受命之符，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再受命”，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 17 ；既然要让尧的后人禅让给舜的后人，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舜的称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舜的后裔是陈氏，王莽在追溯祖先的时候，也是追到陈氏和舜帝。把“陈”加诸帝号之上，帝号里同时保留刘姓，就意味着哀帝既是尧后又是舜后。这种做法，颇有些异想天开，也的确是空前绝后，但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 18 ，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 19 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沉默的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