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将其送至司法部门。换言之，是王莽严厉的人格促使了王获之死，这似乎并不违反“容隐”原则。进一步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也不是王莽“大义灭亲”，而是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这就不是对儒学的违背，而是忠实的实践 30 。

    在这种视野里，除了了解王莽的人，多数人不认为王莽是在沽名钓誉，而更加认为朝廷把王莽斥逐出长安是一桩冤案，以至于“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 。 31

    王莽在新都国的三年，刘欣也已经完成独掌朝政的目标。

    此时，董贤已经成为刘欣的宠臣，大司马虽由丁氏家族的丁明担任，受宠远不及董贤，外戚权势不出后宫。刘欣已基本恢复了武、宣二帝的权力，外戚无论姓傅还是姓丁，姓赵还是姓王，都对自己没有威胁。

    引起刘欣警惕的是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的一次灾异。与那些常见的天地异象不同，这次灾异是帝国民众的大规模流动。这年正月，从关东地区开始，平民们开始相互传递一种叫作“行诏筹” 的东西，这玩意儿用木片、竹竿之类制作，传递的人你给我，我给你，多的时候仅仅在路上就能聚起千人，集体迷狂里，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赤脚暴走，有的驾车狂奔，居然遍及二十六个郡国。这种传递诏筹的行为，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一封信抄录若干份分发出去，每一封都要求收到信的人再抄录分发若干份，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否则就会遭灾 32 。

    传到长安后，这些流民在里巷仟佰里聚集，唱歌跳舞，行巫术，念咒语，集体祭祀一个叫作“西王母”的神灵，据说可以长生不老，这一“群体性事件”直到秋天才渐渐平息，持续了好几个月。

    此事完全脱离了帝国的掌控，很多官员也投入其中，刘欣得知后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这场灾异散发着末世气息，渗透着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即将大乱的隐秘含义。

    至于原因，有的大臣认为是大旱导致了流民，有的如杜邺则认为是傅、丁两家权势过盛。

    又过几个月，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出现了一次日食。

    日食是重要的灾异，刘欣不敢怠慢，循例下诏称此次日食“厥咎不远，在余一人 ”，有罪己之意，并大赦天下，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 ” 33 ，为他解说此次日食蕴含的天意。

    “举贤良方正”是西汉常见的荐举措施，自汉文帝时期施行。天下有事的时候，皇帝亲自听取贤良方正们的直言谏议。说到皇帝心坎上的，会被直接授予官职，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名臣都是通过贤良方正进入中央朝廷的。

    这次所举的贤良周護、宋崇给刘欣上书，借日食为王莽鸣不平，要求把王莽请回来。

    就在这个当口，王莽最大的仇敌、不可一世的傅太后去世了。

    刘欣一边审视着这封奏疏，一边翻阅从新都国乃至全国送上的关于给王莽恢复名誉的“请愿书”，觉得王莽可能没太大威胁。一个失势的外戚、书呆子，召回长安，既能消除灾异的影响，又能为自己赢得声誉，还给了王政君面子，何乐而不为？

    刘欣很快就下诏征王莽回到长安，一并被召回的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都是照顾日益衰老的王政君，也就没给王莽安排职务和待遇，但已经令许多人满意了。

    千里之外 34 的新都国，王莽从面色肃然的孔休手中接过诏令，感慨涕零，匆忙收拾一番，连夜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此情此景，正如七百年之后的李太白所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注释：

    1 　按照天文学推算，这个月并未发生“荧惑守心”，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黄一农认为，翟方进可能是被卷入了政治阴谋。刘次沅认为，这个月的天象是“荧惑守太微，犯东上相”，同样属于对天子不利的凶象，见《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后文对这一事件还将详细叙述。

    2 　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可能是脑溢血。

    3 　确有个别观点认为汉成帝是自杀，因为史书记载他身体很好，却在立太子、内廷任用王莽为大司马、外廷任孔光为丞相后去世，时间上仓促，行为上却很从容，所以怀疑是自杀。但缺乏史料支持，聊备一说。

    4 　此处及以下关于刘欣即位的礼仪安排，参考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