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 23 ，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

    皇帝听了这些话，并不满意，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是想故意迷惑朕吗？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

    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并说了一句话：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4

    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但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不太感冒，他登基时举贤良只举儒生，设立“五经博士”以抬举儒学，目的是“广道术 ”，是拓宽人才的来源 25 。因为下一步他要干的许多大事——封禅泰山、开疆拓土、讨伐匈奴、抑制诸侯等等，需要广泛且丰富的人才，要“五湖四海”，只用儒家怎么行呢？至于天人感应、君主要行道的话，刘彻听了只会不快。

    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

    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汉书》中，但名声为“天人三策”所掩。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随即提出“治民八本”，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法、术、势”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

    奏对结束，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 26 ，给江都王当王国相。公孙弘则被留下，成为太常博士。从俸禄看，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是提拔了；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一人在外，一人在内；一人在皇宫，一人在王廷，声气相通，勉力合作，振奋儒学，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

    5．董仲舒之惑（三）

    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春秋》，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的纵横家术。他和公孙弘相似，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经历。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年龄想必也不小了。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