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成功与虚无

    后世有人问，从“王田私属”到“五均六筦”，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两种政治精神，在当时是通过《周礼》体现的。《周礼》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是否为“六国阴谋之书 ” 13 ，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当今文经学无法提出改制的具体措施时，《周礼》填补了这种空白。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 14 。

    回到新朝，无论是王莽、刘歆这两位主脑，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如负责“王田私属令”的张邯、孙阳，负责六筦、人送外号“智囊”的折威侯，羲和鲁匡 15 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类是早早失败的措施。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 16 。原因不难想象，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相当大的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其次，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以当时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的空想。

    设想如果是战争过后，人口锐减，田地抛荒，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均田、授田措施，未必搞不下去。

    货币改制是另一种失败：一来，货币改制对贫富阶层的剥夺是一视同仁的。尽管有许多富人在货币改制中被收割了财富，但穷人也被收割了呀，穷人的财富没有增加。二来，始建国天凤元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改制，基本上恢复了五铢钱，这意味着货币制度重回原点。因此，从儒家改制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但也说明货币制度日趋稳定，没有继续造成更坏的影响。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但都早早失败。不过，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王莽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当然，这两项改制在实施时，确实有许多吏民因为犯法被流放处刑，而且状况颇为悲惨：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17

    这段描述似乎印证了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造成的悲惨状况，但实话说，比起西汉动辄族诛、牵连万人、死伤不计其数的大案，委实不甚突出，也就不太可能是多年以后王莽覆灭的主因。

    第二类是成功实施的。

    因为有汉朝的成功经验在先，盐铁酒的专卖和名山大泽的征税，运行最为成功。这几项改制一直到王莽覆灭前的始建国地皇三年才取消，说明推行得比较顺利。而从王莽覆灭后皇宫里储存的巨量黄金来推测，也的的确确挣了很多的钱。

    但正是这一成功，对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专卖制度可能打击了一批富商，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他们又回到当年“盐铁会议”上审视的局面：不得不从官府购买专卖品，质量不高，价格昂贵。

    对工商部门的征税，则几乎残害了社会的商业流通，那些仅仅挖几棵山珍、打几网鱼、四处游方看病看风水的社会底层，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要被征税，尽管数额不大，其恶果显而易见。

    这几项改制越是成功，越意味着法家的程度更深，儒家的初心被悬置。

    剩下的第三类，五均赊贷，最有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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