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很多制骨半成品和废骨料，没有 发现头骨，而隔着仅仅1公里多的宫殿区内，则只有人头盖骨。

    除了王室高层，郑州商城三期的普通族邑也大量用人献祭。比如， 在南城外的铸铜场就发现了两座祭祀坑:M172,南北正向，长方形坑， 东侧紧挨着铸铜操作区，形状像一个标准墓穴，坑底并列埋着四具成 年人骨架，头朝正北方，有三具上半身已腐朽。发掘报告推测，“似 为杀死后依次并列放入坑中”；M167,造型与M172类似，也埋着四 具成年人骨架，多数骨骼已腐朽。

    此外，商城内外还有很多零散分布的祭祀坑：西城外曾发现四座 牛祭坑，每座埋入一头牛；城外西南角发现一座较深的坑，在深约3 米处埋有两具男子尸骨，骨架不完整，发掘报告推测，“可能与举行 祭祀后的杀殉有关”。

    人祭成为国家宗教

    综合偃师和郑州两城的祭祀历程可见，在商朝一期（最初70年）, 宫廷和民间祭祀以猪为主，用人的现象很少。但也不能断言完全没有 人祭，毕竟自龙山时代以来，华北各地的人祭已经很常见，很可能只 是偃师和郑州商城目前尚未发现而已。

    商朝二期（开国70—140年间），偃师的王宫区开始批量用人献 祭，郑州的普通商人族群也出现大量人祭现象。用牲畜祭祀的现象 继续存在。

    商朝三期（开国140—200年间），两城宫廷和民间的人祭数量空 前增加。三期结束后，两座商城逐渐萧条，人祭现象也同步消失，如 后文所述，转移到了商人新的统治中心。

    总的来说，商朝开国百年，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从而在偃师 和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形成密集的人祭遗存。而一旦王室献祭的人口数 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则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

    相比之下，在夏朝一二里头古城，王室的人祭活动并不多，目前 只在三期D1宫殿庭院内发现五具尸骨，其他地点的人祭活动则都比 较零散，看不出和王权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夏朝尚未把人祭作为 国家宗教。二里头宫殿区的“1号巨型坑”埋有大量献祭用猪，规模 已经超过民间，说明夏朝王权对于宗教的依赖已超过民间，只是统治 者尚未特别重视人祭。

    人祭的迅速增长，和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开国50多年后，商 人的扩张触角开始伸向晋南、关中东部，甚至湖北省。在新征服地区， 商人可以俘获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强制劳动的奴隶，也可以作为献 祭材料。

    另外，商人的人祭宗教也和他们的复杂来源有关。灭夏初期，来 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 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 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 族群），由此，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换句话说,他们用“野 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 和统治列族的权柄。

    在商人的人祭宗教兴盛之际，王室成为人祭活动最大的主办者。 这代表着王权和神权的高度融合。I?比起二里头—夏朝，这是一个新 变化：人祭是商朝的国家宗教，也是商族人的全民宗教。人祭行为不 仅出现在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宫廷与民间，也被商人带到了各殖民城邑， 比如，晋南的垣曲商城和夏县东下冯商城以及老牛坡，不仅有人祭和 人殉现象，而且有埋入多人的圆形袋状祭祀坑：

    一,夏县东下冯商城的H550,埋入人的尸骨五具、羊和狗各一只。13

    二，垣曲商城的H353,多具尸骨无序叠放，其中一人小腿骨嵌 入一枚柳叶形铜嵌，显然是被射伤后俘获；M16,用了一名青年女子 殉葬。14

    三，在西安的老牛坡商人据点，一座三角形小坑夯筑了三颗两岁 左右幼儿的头骨。15

    然而，正当早商国运和人祭宗教双双空前繁荣之际，一种新的宗 教理念输入郑州商城，结果引发了非常复杂的后果。这是一场尚未引 起注意的商文化革新运动。

    被隐藏的宗教改革运动

    商朝开国200余年，郑州商城第四期初叶，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生 严重萧条，偃师商城迅速被废弃，郑州商城则在衰微中维持了数十年。

    刚刚进入中商阶段时，郑州商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祭祀方式—— 埋藏青铜器。发掘者在城墙外侧发现了三处这一时期的铜器窖藏坑： 张寨南街窖藏坑，1974年发现，有三件铜器；向阳回民食品厂窖藏坑， 1982年发现，有13件铜器；南顺城街窖藏坑，1996年发现，有12 件铜器。

    这三座窖藏坑中都埋有成组的鼎，其他小件铜礼器和兵器则整齐 码放在大鼎腹中。铜鼎体型重大，铸造工艺精良，外侧有乳钉纹、夔 龙纹和兽面饕餐纹。这些成套铜器的主人显然不是一般贵族，只能是 商王。

    二里头-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