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诏，颁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中有数语云：“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后效，自然福及后昆。”

    唐武宗皇帝览此数语，大加称许，且语李德裕道：“应该如此直告，省得他疑议呢。”

    当下唐武宗皇帝遣发两使，分头去讫。又赐卢龙节度使张仲武诏书，令他专御回鹘，并调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邠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专待镇魏两处报命，便即出兵。

    未几，得两镇奏报，并皆听命，于是削夺刘从谏及刘稹之官爵，授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招讨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讨，再调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招讨使，会合诸军，五道齐进。

    王元逵既受朝旨，即日出军屯守赵州，进次临洺，渐逼尧山。

    刘沔镇守昂车关，分兵屯守榆社，何弘敬立栅肥乡，进军攻略平恩，陈夷行驻营冀城，入侵冀氏。

    王茂元出军驻守万善，别遣兵马使马继等至天井关，营科斗寨。

    唯李彦佐自徐州启行，很是迂缓，又表请休兵绛州，兼求济师。

    李德裕入宫对唐武宗说道：“彦佐逗留观望，无讨贼意，所请皆不可许，宜下诏切责，令即进军冀城。”

    唐武宗皇帝依言颁诏，李德裕又推荐天德军防御使石雄，为李彦佐副，因调石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攻取潞州，各专责成，毋得取县，这也是李德裕所献的计议。

    唐武宗皇帝得平潞泽，全是李德裕一人主持，故处处归功李德裕。

    先是刘从谏未殁时，累次上表直言仇士良之罪恶，仇士良亦言刘从谏窥伺朝廷，至刘稹逆命，仇士良益借口有资，每扬言宫中，自诩不出所料。

    唐武宗皇帝李炎以仇士良有拥立有功，曾命为观军容使，外示尊宠，内实疑忌，故命人讨伐泽潞，全然不用禁军。

    因唐武宗是自己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竟对唐武宗指手画脚，凡唐武宗所宠的人，无论乐工，还是内侍，皆诛杀贬谪。唐武宗李炎刚毅果断，喜怒不形于色，对于仇士良采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的办法，接着任用李德裕为相来排斥仇士良。

    唐武宗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明显。在会昌二年（842年）四月的敕令中，唐武宗李炎指出门荫特权的滥用、冒用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荫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年此月，唐武宗李炎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

    仇士良已感觉出自己被唐武宗疏远，于会昌二年（842年）十月，仇士良起草赦书，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便鼓动禁军哗变，围攻李德裕，借此铲除他。

    仇士良用鼓动禁军闹事的阴谋妄图挤走李德裕，夺回自己的地位，偏唐武宗委任甚专，对于李德裕的谣言毫不见信。

    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阴谋，急速求见武宗，唐武宗大怒，立即派人对神策军宣旨：“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于是风波平息，仇士良未得逞，自此以后，仇士良日夜不安，自知作恶多端，说不定那天就大祸临头。不久，唐武宗就把他削为内侍监，知省事。

    同平章事崔珙，办事无能，唐武宗皇帝将他官职罢去，特召学士韦琮入内草制，擢中书舍人崔铉入相，内外官吏，全未与闻。

    会昌三年（843年）夏，仇士良自知失权，乃向朝廷告老致仕，得旨允准，因而出居私第。

    阉党统送他出宫，仇士良秘密嘱咐道：“不要让天子闲着，应该常常以奢靡来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中，没工夫管别的事情，然后我辈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不让他接近读书人，否则，他就会知道前朝的兴亡，内心有所忧惧，便要疏斥我辈了，这是事上要诀，幸勿忘怀。”

    阉党谢教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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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士良以为要诀，实是愚谋，须知人主蛊惑心志，必致危亡，难道若辈尚得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