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仪，当由两内侍捧烛导送，由殿至院，真个是旷代恩荣，一时无两。确是难得。

    苏轼感知遇恩，尝借言语文章规讽时政。

    卫尉丞毕仲游贻书（带书信）告诫苏轼道：“君官非谏官，职非御史，乃好论人长短，危身触讳，恐抱石救溺，非徒无益，且反致损呢。”

    苏轼不能从。

    时程颐侍讲经筵，毅然自重，尝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因此入殿进讲，色端貌庄。

    苏轼说他不近人情，屡加抗侮。

    当司马光病殁时，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是不及乃兄处。

    苏轼发策试馆职，问题有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仁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

    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系程颐门人，遂借题生衅，弹劾苏轼谤讪先帝。

    苏轼因乞外调。

    侍御史吕陶上言：“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图报私隙。”

    左司谏王觌亦奏言：“轼所拟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尚小，若必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乃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

    范纯仁复言苏轼无罪。

    太皇太后乃临朝宣口谕道：“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于是苏轼担任职事如故。

    这个时候，宋哲宗病生了疮疹，不能视朝，

    程颐入问吕公着道：“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主子有疾，宰辅难道不知吗？”

    越日，吕公着入朝，即问帝疾。

    太皇太后答言无妨。

    为此一事，廷臣遂嫉恨程颐多言。

    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上奏章弹劾程颐不应令直经筵。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

    经筵官是中国古代为帝王讲论经史、备顾问应对的官员。经筵作为一种帝王教育活动萌芽于汉唐，于宋代正式形成制度。宋仁宗时期，经筵的机构、职官、时间、场所趋于完备。宋代经筵官主要包括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等。

    谏议大夫孔文仲且弹劾程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勾通台谏，睚眦报怨，沽直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未免诬谤太甚，孔子后裔中胡出此人？

    朝廷乃罢程颐出管勾西京国子监。自是朝右各分党帜，互寻仇隙，程颐以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以下有吕陶等，号为蜀党。

    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与洛、蜀党又不相同，别号朔党，交结尤众。

    三党均非奸邪，只因意气不孚，遂成嫌怨。

    哪知熙宁、元丰旧臣非窜即贬，除着名诸奸人外，连出入王、吕间的张璪、李清臣亦均退黜。

    熙宁、元丰乃是宋神宗在位的年号。

    若其他人恨入骨髓，暗中窥伺间隙，这三党尚自相倾轧，自相挤排，这岂非螳螂捕蝉，不顾身后黄雀吗？

    文彦博屡乞致仕，朝廷诏命他十日一赴都堂，会议重事。

    吕公着亦因年老乞休，乃拜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

    宋朝廷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

    吕大防朴直无党，范纯仁务从宽大，亦不愿立党。二人协力佐治，仍号清明。

    右司谏贾易因程颐外谪，心甚不平，复弹劾吕陶一党的苏轼，奏语有侵文彦博、范纯仁。

    太皇太后欲惩罚贾易妄言之过，还是吕公着替他缓颊，只出知怀州。

    胡宗愈尝进《君子无党论》，右司谏王觌偏上言宗愈不应执政。前说不应有党，此时复因胡宗愈进无党论，上言弹劾言论，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太皇太后又勃然怒道：“文彦博、吕公着亦言王觌不合。”

    范纯仁独辩论道：“朝臣本无党，不过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着皆累朝旧人，岂可雷同罔上？从前先臣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执政柄，各举所知，当时蜚语指为朋党，因三人相继外调，遂有一网打尽的传言。本王拱辰语。此事未远，幸陛下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