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蔡确有所嫌，即遣邢恕语黄履。

    黄履尽情排击，不遗余力，时人目为四凶，因而被刘安世弹劾上奏，降级外调。

    章惇再得志，立即引用，那时报复私怨，日夕罗织，元佑诸君子，都要被他陷入阱中了。

    去恶务尽，元佑诸贤不知此义，遂致受殃。

    当下由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下诏改元，表示意向。

    宋哲宗皇帝准奏，即于元佑九年四月，改称绍圣元年，半年都不及待，何性急乃尔？

    朝廷遂复免役法、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除王氏《字说》禁令。

    黄履、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等乘势修怨，接迭诋毁司马光、吕公着妄改成制，叛道悖理。

    章悖、蔡卞且请朝廷掘司马光、吕公着墓冢。未免太过恶毒？

    适知大名府许将内用为尚书左丞，宋哲宗皇帝问及掘墓事。

    许将对答道：“掘墓非盛德事，请陛下三思！”

    宋哲宗皇帝乃止，唯追夺司马光、吕公着赠谥，仆所立碑。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

    章惇复钩致文彦博等罪状，得三十人，列籍以上，请尽窜岭表。

    李清臣独进言道：“变更先帝法度，虽不能无罪，但诸人多累朝元老，若从惇言，恐大骇物听，应请从宽为是！”

    宋哲宗皇帝点首。

    应知李清臣是主张绍述，仇视元佑诸臣，为何反请宋哲宗皇帝从宽呢？

    原来清臣本思为相，至章惇起用，相位被他夺去，于心不甘，所以与章惇经常意见立异，有此奏请。

    宋哲宗皇帝乃颁诏道：“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余悉不问，特此布告天下。”

    这个时候，章惇复推荐朝廷任用吕惠卿，诏命知大名府，章惇未以为然。

    监察御史常安民上言：“北都重镇，惠卿且未足胜任，试思惠卿由王安石荐引，后竟背了安石，待友如此，事君可知。今已颁诏命，他必过阙请对，入见陛下，臣料他将泣述先帝，感动陛下，希望留京了。”

    宋哲宗皇帝也似信非信。及吕惠卿到京，果然请对，果然述先朝事，作涕泣状，宋哲宗皇帝正色不答。

    吕惠卿只好辞退，出都赴任。

    章惇闻此事，隐恨常安民，可巧常安民复弹劾议论蔡京、张商英，接连数次上奏，末疏竟斥章惇专国植党，乞收回主柄，抑制权奸。

    章惇挟嫌愈甚，潜遣亲信进语道：“君本以文学闻名，奈何好谈人短，甘心结怨？能稍自安静，当以高位相报。”

    常安民正色呵斥道：

    “尔乃为当道做说客吗？烦尔传语，安民只知忠君，不知媚相。”

    傲骨铮棱。

    试想章惇不立排常安民，尚是留些余地，有意笼络，偏常安民态度一味强硬，教章惇如何相容？

    章惇遂嗾使御史董敦逸弹斥常安民，说他与苏轼兄弟素作党援，安民竟被谪滁州，令监酒税。

    门下侍郎安焘上书救解，毫不见效，反而为章惇所谗言离间，出知郑州。

    蔡卞重修《神宗实录》，力翻前案，前史官范祖禹及赵彦若、黄庭坚等并坐诋诬降官，安置永、澧、黔州，并因吕大防尝监修《神宗实录》，亦应连坐，徙至安州居住。

    范纯仁请释还吕大防，大忤章惇，竟而朝廷贬范纯仁知随州。

    范惇且记念蔡确，可惜他已经死了，嘱咐蔡确之子蔡渭叩阍诉冤，即追复蔡确官职，并赠太师，予谥忠怀。

    范惇一面与蔡京定计，勾通阉寺，密结刘婕妤为内援，把灭天害理的事情逐渐排布出来。有诗叹道：

    宵小无非误国媒，胡为视作济时才？

    堪嗟九载宣仁力，都被奸邪一旦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