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打狗！”

    冯国璋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由张国淦的敦促。张是国务院秘书长，不断打电报给冯强调对德绝交之有利，他于2月20日由南京动身北上，这时他是以副总统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不过他抵京后，态度又模棱了。

    冯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嗣冲陪同冯过徐州访问，辫帅张勋亲至车站欢迎，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一次会谈。冯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见是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主张是和张勋、倪嗣冲主张完全相同。冯的火车过山东济南时，张怀芝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济南。22日冯到了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抵达北京。

    北京政府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以盛大的欢迎，黎元洪请冯下榻总统府，冯为了避免与黎过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误会，所以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就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

    冯之入京，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帮手：黎认为冯在对德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冯是副总统，正、副总统的立场该是一致的；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究竟还是一家人，不应该反对自家人去支持老黎这个外人。冯入京后态度确有转变，由极端反对而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可是他于25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会谈后，发现黎、段两个的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这时拼命在中国活动，希望中国不要和德绝交，他知道冯反对和德国绝交，所以非常想拉拢冯，特在公使馆内备有盛宴款待冯，冯避嫌不肯赴宴。

    段没有得到冯为帮手，却得到梁启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样是个“亲德派”。他变成反德派后，自我解嘲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他曾写好了一部左袒德国的书，就因为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因此还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封切责函。

    朝中议论不定，且以私愤介入国家政策上，这是民国初年最不幸的现象。

    2月28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5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且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

    3月1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表示这个问题应该先交国会讨论。这当然是很中肯的意见，就黎来说也是避免和段闹僵的一个回旋。

    3月2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这一天协约国的七公使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草拟一个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段说：“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这个电稿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把它搁了下来。

    3月4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只有外长伍廷芳没有参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辞呈了）到总统府，请黎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同时请黎把留中的给驻日公使电报发出去。黎却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草率将事，因此要多加考虑。”接着黎并强调：“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

    段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协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