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傍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露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露，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露，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于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庖，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秣，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