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想了想：

    “好，三点，你过来。”

    挂了电话，苏晴坐在椅子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邓海东的反应印证了她的猜测——那个八十万的项目有问题。

    如果项目没有问题，邓海东不会说“电话里说不太方便”。

    他要当面说，说明他手里可能有纸质材料，或者有些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讲。

    下午三点整，邓海东准时出现在苏晴办公室的门口。

    他五十岁出头，个子不高，微胖，圆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穿着深蓝色的夹克，白衬衫，系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应该装了不少东西。

    苏晴请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

    邓海东接过水杯，放在桌上，没有喝。

    他把信封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放在信封上面，手指微微收拢，象是在保护里面的东西。

    “邓部长，说吧。”

    邓海东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象是经过了反复斟酌。

    “苏市长，二零一七年，马部长提出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在部务会上提出了三点质疑。

    第一，项目金额八十万，在当年组织部的预算中占比过高。第二，承接项目的咨询公司在省城注册不到半年，没有任何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

    第三，项目的成果——一套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本身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组织部的干部科完全有能力自己做，不需要花八十万请外面的公司。”

    他停顿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小口，然后继续说。

    “马部长对我的质疑给出了三个回应。第一，八十万是经过市场比价后确定的，价格合理。第二，这家咨询公司的内核团队虽然是新注册的，但团队成员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第三，请外面的公司做是为了保证中立性和专业性，避免内部人做内部事，影响考核的公信力。”

    邓海东的语气很平静，象是在念一份会议记录。

    “部务会最终以四比一通过了这个项目，唯一投反对票的，是我。”

    苏晴看着他：

    “你的反对票，记入会议记录了吗？”

    “记了，但后来马部长让人把会议记录重新整理了一遍，我的反对票被改成了‘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和‘反对’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反对意味着我不同意这个项目，保留意见意味着我没有明确的反对立场，只是有一些疑虑。

    这一字之差，在当时看来没什么，但现在回过头看——马部长是在防着将来有人翻旧帐。”

    苏晴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一下。

    “邓部长，那个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什么？”

    “一套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方案，大概五十页纸。方案做出来之后，也没有真正用过，就锁在档案柜里了，八十万买了一套五十页纸的方案，然后从来没有用过。”

    邓海东把膝盖上的牛皮纸信封拿起来放在桌上，推到苏晴面前。

    “苏市长，这里面是我当年保存的所有关于这个项目的材料——会议记录的复印件、我的发言提纲、我跟那家咨询公司往来邮件的打印件、还有我当时写的一份情况说明。这些东西我留了三年，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人。”

    苏晴看着那个信封，没有立刻打开。

    她看着邓海东的眼睛，那双不大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一种复杂的光——不是紧张，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压抑了很久之后终于找到了出口的轻松。

    “邓部长，你为什么留这些东西？”

    邓海东看着她，沉默了两秒。

    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短，不到一秒钟就消失在了嘴角。

    “苏市长，我在青川干了二十三年，从一个普通的科员干到副部长。这二十三年里，我见过太多不该发生的事情——不该批的项目批了，不该提拔的人提拔了，不该开的会开了，不该签的字签了。

    每一次，我都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事，我只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不要把鼻子伸到别人家的院子里。

    但二零一七年那次不一样，那次，我投了反对票，然后被人改了。从那天起，我就知道，在这个位置上，你不去惹事，事会来找你。”

    他把手从信封上拿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直了身体。

    “苏市长，我不是在告马部长的状，我是想告诉你，青川市委组织部不是马国庆一个人的组织部。这个部门有十几个人，每个人都长着眼睛，每个人都长着耳朵，每个人都看到了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听到了他们不该听到的东西。

    马国庆以为自己做得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