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没有电线杆，没有路灯，没有水泥路。

    土路坑坑洼洼的，前几天下过雨，积了水，浑浊的泥浆里映着天上的云。

    这不象二十一世纪，倒象他小时候在黑白纪录片里看到的——某个战后百废待兴的穷困角落。

    残破，安静，人们低着头，默默地活着。

    然后他看到了唐丽娜。

    长相和刚才在总统府看到的几乎一样——同样的眉骨，同样的鼻梁，同样的唇形。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时候她的皮肤有一种健康的小麦色，不象现在的总统，因为科技手段，白淅剔透得象一尊瓷器。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衬衫的下摆塞进一条深色的纱笼里，纱笼的印花已经模糊了，看不出原来的图案。

    脚上是一双朴素的平底凉鞋，鞋面有修补过的痕迹。

    她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学生模样，还有个老师带队，在村口那间用木板搭成的“诊所”里义诊。

    说是诊所，其实就是一间空出来的巴塔克屋。

    墙上挂着一面褪色的红十字旗，桌上摆着几瓶药、一个血压计、一个听诊器、一摞处方笺。

    门框上钉着一块木板，用黑漆写着“PUSKESMAS”（卫生所）。

    门口排着队。

    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蹲在地上咳嗽的年轻人。

    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廉价的花衬衫和褪色的纱笼，脚上踩着人字拖，有的连鞋都没穿。

    空气里有药水的味道，混着汗味和一种说不清的、属于贫穷的、酸酸的气息。

    唐丽娜坐在一张木桌后面，桌子很旧，垫了一层报纸。

    她的面前坐着一位老阿婆，瘦得象一把柴，脸上全是皱纹。

    她用一根橡皮管绑住阿婆的手臂，用手捏着那个橡胶球，一下，一下，挤着，眼睛盯着水银柱。

    “阿婆，血压有点高哦，最近的药有没有按时吃？”

    老阿婆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槟榔染黑的牙齿，

    “吃了吃了，丽娜医生给的药，我每天都吃。”

    她说话漏风，声音含混，但笑得很快乐。

    唐丽娜也笑了。

    那笑容很干净，没有算计，没有试探，没有他在邮轮上见过的那种“恰到好处”。

    是那种很简单的，像孩子一样的笑。笑得很真，真到让人忘记她是谁，真到让人忘记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徐云舟飘在旁边，看着她。

    他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眼前这个十七岁的、皮肤小麦色的、穿着补丁凉鞋的少女，和几个小时前在总统府门口那个穿着白色纱笼、长发披肩、笑容得体的女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一个在泥地里义诊，一个在宫殿里接见。

    一个笑得象孩子，一个笑得象面具。

    一个说“暑假我一定再来”，一个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同一句话，同一个语气，同一个笑容。

    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唐丽娜低下头，在处方笺上写下一串药名，一笔一划，字迹工整。

    然后她把处方笺撕下来，递给阿婆。

    “阿婆，这个药要去镇上买哦，一天两次，一次一颗，不要忘了。”

    老阿婆接过处方笺，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纱笼的夹层里。

    她站起来，颤巍巍的，唐丽娜伸手扶了她一把。

    “丽娜医生，你什么时候再来？”

    她的声音有点抖，象是怕这个答案不是她想要的。

    唐丽娜看着她，笑了笑：

    “暑假，阿婆。暑假我一定再来。”

    “好，我们大家都在等你。”

    阿婆点点头，转身走了。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