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二日，上午九点。青城，省政府大院，副秘书长办公室。肖遥第二次走进这栋灰色建筑时，心情与前一天截然不同。昨天的会面是试探，是摸底，是一场心理博弈。而今天，是交易。他提前十分钟到达，在前台登记，领取访客证，由一名秘书引路，穿过安静的走廊，来到二楼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上没有铭牌，只有编号208。

    秘书敲门，推开，示意他进去。郑国章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签署一份文件。他抬头看见肖遥，放下笔，露出与昨日相同的温和笑容。

    “肖总，请坐。要喝茶还是咖啡？”

    “茶，谢谢。”

    秘书去泡茶，然后退出，从外面带上了门。办公室里只剩下肖遥和郑国章。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投下平行的光影条纹。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宁静致远”，落款是郑国章本人的名字。

    “材料带来了吗？”郑国章开门见山。

    肖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办公桌上，但没有推过去。

    “带来了。顾云提供的关于‘先生’在非洲实验室的详细坐标和结构图，Z组织的资金流向和人员名单，以及我与‘先生’之间的所有通讯记录。另外，还有一份我整理的关于‘先生’可能在国内的据点的分析报告。一共四份材料，原件和电子版都在这里。”

    郑国章伸手去拿档案袋，肖遥按住了一角。

    “郑秘书长，在您看这些材料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件事。昨天您说，您大哥郑国良是当年矿难的真正主谋。您愿意为此作证吗？”

    郑国章的手停在半空，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

    “肖总，这件事，我们昨天已经谈过了。我愿意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但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我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去指控我的亲大哥。这不仅违背人伦，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

    “如果我有证据呢？”

    郑国章的眼神微微一凝。

    “你有什么证据？”

    肖遥从公文包的夹层里，取出一个更小的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的复印件。照片有些模糊，像是从监控录像中截取的，但可以辨认出是两个男人在某个房间里交谈。其中一个，是年轻的郑国良；另一个，是已经死去的孙德胜。

    “这是十五年前，青城矿业集团矿区监控系统拍下的画面。原版录像带保存在矿区的档案室里，去年矿区拆迁时，被一个老矿工偷偷保存了下来。他辗转找到了我，把录像带交给了我。画面中的人，一个是孙德胜，另一个是郑国良。录像的时间，是矿难发生前三天。也就是说，在矿难发生前三天，郑国良和孙德胜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三天后，矿难发生了。这不能直接证明郑国良是主谋，但足以证明他和孙德胜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联系。如果配合其他证据，比如银行的转账记录、孙德胜的日记、以及其他矿工的证言，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郑国章拿起那张照片复印件，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但表情依然克制。

    “这份证据，你从哪里得到的？”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老矿工。他当年是矿区档案室的管理员，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躲过了后来的清洗。他保存这盘录像带十五年，一直在等一个能替他讨回公道的人。他找到了我。”

    “他知道录像带的内容吗？”

    “知道。他当年就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这段录像，意识到矿难可能另有隐情，才偷偷复制了一份。但他不敢声张，因为郑国良当时已经是省发改委的领导，权势熏天。他怕报复，所以一直沉默。直到他听说我在查矿难的真相，才通过中间人联系了我。”

    郑国章放下照片复印件，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肖总，这份证据，你打算怎么用？”

    “这取决于您，郑秘书长。如果您愿意兑现昨天的承诺，秉公执法，不徇私情，那么这份证据，我会和专案组共享，作为追究郑国良刑事责任的一部分。如果您不愿意，或者试图阻挠调查，那么这份证据，我会直接交给纪委和媒体。到那时候，局面就不是您我能控制的了。”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沉默。郑国章重新戴上眼镜，看着肖遥，眼神复杂。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不，我是在给您一个选择。您是选择维护家族的荣誉，还是选择维护法律的尊严？您昨天说，您想赎罪。现在，机会就在您面前。”

    郑国章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当他再次睁开眼时，眼神里多了一种决绝。

    “录像带的原件，在哪里？”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出了任何意外，它会自动发送给至少五家媒体和三个政府部门。所以，您最好不要动什么不该动的念头。”

    “我没想动什么念头。我只是想知道，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