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屠杀的事实，我们习惯于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这样的电影我们已经拍了60年了，但没有影响过世界，影响过世界对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的认同。继续把他们塑造成魔鬼于事无补。’

    他甚至进一步表示：‘我觉得我们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让全世界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选择一种能让外部世界接受的方式来讲述这个事件，选择让一个日本人去反思战争，让他被战争压垮。’

    呵呵，这种表述无疑暴露了他的深层逻辑：为了所谓的‘国际接受度’，不惜牺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然而，这种叙事策略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认知的让步。

    它暗示着：只有通过侵略者的眼睛，只有让侵略者自己‘反思’，这段历史才能被世界‘接受’。

    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侮辱，也是对三十万遇难同胞的不敬。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确乎不能够理解。这就好像张纯如在她的书中，永远无法理解日本军队当年何以那样虐杀中国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对中国人的塑造却相对碎片化和表面化。

    除了少数抵抗场景外，中国人大多以沉默、被动、等待被屠杀的形象出现。

    这种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不对等刻画，无形中构建了一种扭曲的权力关系——似乎只有通过侵略者的‘人性觉醒’，被侵略者才能获得救赎。

    我去你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