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一口喝粥的样子，忽然开口：“念儿，妈妈要出一趟远门。”

    李念抬起头，嘴角还沾着米粒。

    “去哪儿？”

    “去找爸爸。”

    “爸爸不是出差了吗？”

    “嗯。但爸爸那边出了点状况，妈妈得去帮他。”

    李念看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有一种超出了年龄的理解。

    “那我要去吗？”

    “你去奶奶家。妈妈很快就回来。”

    “很快是多快？”

    秦柔沉默了一下。

    “很快。”

    那天下午，秦柔把李念送到了李二狗父母家。

    母亲站在门口，接过孙女的手，攥得很紧。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没有说话。

    秦柔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想说“爸、妈，对不起”，想说“二狗的事是我害的”，想说“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

    但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李二狗的父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是全部，但足够多了。

    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被关进了巴士监狱，知道那是关重刑犯的地方，知道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母亲没有哭。

    她只是抱着李念，站在门口，看着秦柔。

    “去吧。”她说，“念儿有我。”

    秦柔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她走出去好几步，身后传来李念的声音——“妈妈！早点回来！”

    她没有回头。

    她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那之后的一年多，是秦柔人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日子。

    她试了所有她能想到的办法。

    找律师，打官司，申诉，上访，写信给各级领导。

    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告诉她“不行”，每一个步骤都被卡在某一个她永远够不到的地方。

    律师说，这个案子太敏感了，龙家虽然倒了，但巴士监狱是另一个系统，里面的人情世故比外面更复杂。

    申诉材料递上去就石沉大海，她打电话去问，对方说“正在处理”，然后永远没有下文。

    上访的接待人员一脸同情地看着她，说“秦院士，你这个情况我们很理解，但法律法规有规定，您丈夫的案件还在审理中，您需要耐心等待”。

    她等了。

    从冬天等到春天，从春天等到夏天，从夏天等到秋天。

    等到树叶黄了落了，等到雪又下了，等到李念长了一岁，等到她新长出来的头发可以扎两个小辫子了。

    然后，她等到了一个消息。

    “李二狗已经被枪决了。”

    消息是从巴士监狱内部传出来的，不知道真假。

    但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是因为他在监狱里打死了一个狱警，被加刑，最后判了死刑，秘密枪决。

    秦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她的手没有抖，眼没有花，甚至没有停顿。

    她只是把那个已经做了半个月的实验继续做完，然后洗了手，换下白大褂，走出实验室。

    她站在走廊里，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

    走廊很长，很空，白炽灯很亮。

    她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剧烈地起伏。

    她没有哭出声。

    但走廊尽头值班室的护士听到了什么声音，跑出来看的时候，只看到秦柔已经站了起来，整理好衣服，走回实验室。

    从那以后，秦柔变了。

    不是一夜之间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像一块石头被水慢慢磨圆。

    她不再去找律师，不再打电话问案子的进展，不再给任何人写信。

    她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从早做到晚，从晚做到早。

    她做了很多课题，写了很多论文，拿了很多项目。

    她的学术成果像井喷一样涌出来，一年发的论文比过去三年加起来都多。

    同事们都以为她是化悲痛为力量，以为她在用工作麻痹自己。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是在麻痹自己，她是在逃避——逃避那个没有李二狗的世界，逃避那个李念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夜晚，逃避那个她独自躺着的、空荡荡的、双人床的出租屋。

    只有过年的时候，她才会离开实验室。

    她回老家，回李二狗父母的家。

    母亲做饭，父亲抽烟，李念在客厅里跑来跑去。

    一家人围在桌前吃年夜饭的时候，母亲会问她：“二狗那边有消息吗？”

    秦柔会笑着说：“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