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三月。

    

    上海的雨，从来都不讲什么道理。

    

    淅淅沥沥的水帘子从灰蒙蒙的天上直往下砸，砸得法租界的梧桐叶啪啪作响，砸得霞飞路上的黄包车夫缩着脖子骂娘，也砸得街角那间不起眼的小茶楼窗棂上，水珠子一串串地往下淌。

    

    茶楼二楼，靠窗的暗间。

    

    一个年轻人独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壶龙井，茶水早就凉透了。

    

    他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肩膀笔挺，腰板端正，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军校生特有的凌厉劲儿。但他的眼神却不像同龄人那么毛躁——沉静、内敛，偶尔闪过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锋芒。

    

    他叫郑耀先，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了。郑耀先慢慢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块旧怀表。

    

    这是一块看不出什么牌子的铜壳怀表，表盖上有道细细的划痕，像是被什么利器蹭过。他把怀表翻过来，用拇指轻轻按了按底盖的暗扣，没有打开，只是摩挲了两下，又放回了怀里。

    

    这块表，是一个他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的人给他的。

    

    那个人说：“耀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人了。这条路，一旦踏上去，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你准备好了吗？”

    

    他当时回答得很干脆：“准备好了。”

    

    干脆到那个人——那位让他从骨子里敬佩的前辈——都愣了一下。

    

    那是半个月前的事了。一·二八事变的硝烟还没散尽，日本人的军靴踏碎了闸北的瓦砾，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浴血奋战，而南京城里的那位委员长，却在忙着“攘外必先安内”。

    

    郑耀先看着满目疮痍的上海滩，看着无数同胞倒在血泊中，心里的某根弦，彻底断了。

    

    他不再相信那个党国了。

    

    所以当那位前辈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走另一条路时，他没有犹豫。

    

    入党宣誓的时候，他的手没有抖。他的声音很稳，一字一句，像在对着整个天地立誓。

    

    但现在，坐在这间茶楼里，他必须把所有的信仰、所有的热血、所有的赤诚，统统锁进心底最深处。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共产党员郑耀先。

    

    他是一个对党国“忠心耿耿”的黄埔门生，一个嗜血、狠辣、不择手段的杀才。

    

    他要去投名。

    

    投的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名——戴笠刚刚组建的那个杀人机器。

    

    桌上除了那壶凉茶，还放着一个油纸包。

    

    郑耀先低头看了一眼。油纸包裹得很紧实，但隐约能闻到一股子铁锈味儿——那是血的味道。

    

    这是组织给他准备的“投名状”。

    

    里头装的，是一个叛徒的脑袋。

    

    这个人曾经也是自己人，后来叛变投敌，出卖了三名同志。组织已经在两天前清理了门户，但对外要做成是郑耀先亲手干的——唯有“手上沾过共产党的血”，才能取信于戴笠的人。

    

    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

    

    雨声更大了。

    

    他提起那个油纸包，掂了掂分量，面色平静得像是提了个装馒头的布兜。

    

    出门前，他对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最后看了一眼。

    

    “走了。”他对自己说。

    

    声音很轻，轻到连雨声都盖过了。

    

    上海法租界，吕班路。

    

    一栋灰砖小洋楼，门口站着两个穿灰色长衫的壮汉。看着像是普通的看门人，但郑耀先一眼就注意到他们腰间鼓起的弧度——那是藏着短枪。

    

    这就是复兴社特务处的上海临时考核点。

    

    郑耀先踩着积水走过去，脚步不快不慢，节奏极其稳定。

    

    “找谁？”

    

    左边那个壮汉拦住了他，眼神警惕地上下打量。

    

    “找你们长官。”郑耀先把油纸包往前一递，“我有个见面礼，劳烦通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