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南京的夜车开了整整一宿。

    

    郑耀先和林默寒分坐在同一节车厢的两头，中间隔着十几排空座和一节过道。整趟车厢只有他们两个人外加四名持枪的总部执法队员，连列车员都没敢进来倒水。

    

    车到下关站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站台上没有横幅也没有接站的车队，只有两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和八个穿便装、腰间鼓鼓囊囊的男人。

    

    领头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男人，圆脸，小眼睛，嘴角永远挂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郑耀先认得他，总部执法处的副处长周德民，绰号“周阎王”，专门替戴处长办那些不方便上台面的脏活。

    

    “六哥，辛苦了。”周德民笑着伸出手来，“处长吩咐，两位在总部稍事休息，等候召见。”

    

    “稍事休息”这四个字说得客客气气的，但郑耀先注意到周德民伸出来的手不是要握手，而是掌心朝上。

    

    要枪。

    

    郑耀先没犹豫，从腰间抽出勃朗宁，退了弹匣，枪口朝下递了过去。

    

    林默寒慢了半拍。他站在车厢门口往下看了一眼站台上的八个人，嘴角抽了一下，然后也把枪交了出去。

    

    两辆福特分头走。郑耀先上了前面那辆，林默寒上了后面那辆。车子驶出下关，沿着中山路往鸡鹅巷方向开。秋天的南京城灰蒙蒙的，法国梧桐的叶子落了一半，地面上铺着一层湿漉漉的黄。

    

    鸡鹅巷53号。

    

    特务处总部的大门在晨光里显得比上海站阴沉了十倍。门口的哨兵换了一茬，但那种让人后脊发凉的气氛跟上回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郑耀先下了车，两名执法队员一左一右地“护送”着他进了院子，不走正门，走的是西侧的小角门，角门里面是一排灰砖平房，窗户很小，装着铁条，

    

    这是执法处的留置室。

    

    说好听了叫“休息”，说难听了就是关禁闭。

    

    留置室不大，十来个平方，一张铁架床，一把木椅子，一张矮桌，没有窗帘，铁窗外面是一堵三米高的灰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片。门是铁皮包的实木门，从外面落锁。

    

    郑耀先在木椅子上坐下来，打量了一圈这间屋子。墙角有一只尿壶，床上的被褥闻着有股潮味，桌上放着一壶凉水和一只搪瓷杯。

    

    他没有动那壶水，而是冲着门外喊了一声：“烦劳周副处长给换一壶热的，龙井最好。”

    

    门外安静了三秒，

    

    然后传来一个年轻执法队员略显错愕的声音：“……六哥，您这是……”

    

    “赶路一宿没喝口热的，嗓子干。”

    

    又安静了几秒，脚步声远去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那个年轻队员端着一壶冒热气的茶推门进来了，不是龙井，是碧螺春，但已经是留置室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了。

    

    “多谢。”郑耀先接过来闻了闻，倒了一杯，吹了吹茶沫子，慢悠悠地喝了一口，

    

    然后他把椅子往墙角一靠，双手环胸，闭上了眼睛。

    

    留置室外面的走廊里，周德民靠在墙上，听手下汇报完之后，嘴角抽了一下。

    

    “关了禁闭还要茶喝。”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摇了摇头。

    

    另一间留置室里，林默寒的状态完全不同。

    

    他没有坐下，也没有要水。进门之后先把整间屋子检查了一遍，敲了敲墙壁听有没有隔墙窃听的铜管，检查了床板底下有没有藏东西，甚至把尿壶翻过来看了看底部。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他才坐到了床沿上。

    

    他盯着对面那堵灰扑扑的墙壁，脑子里反复盘算着待会儿见到戴处长时的开场白。这次回南京，不是述职，是摊牌。他在上海蹲了五个月，花了无数个深夜把郑耀先的行动记录一条一条地拆开来看，每一次“巧合”都用红笔画了圈，每一个时间差都精确到了分钟。

    

    他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从里衣的贴身口袋里，他掏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一沓手写的报告，大约有二十来页，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工整到近乎偏执。

    

    这份报告他写了整整半个月。

    

    从汇丰银行保险箱事件的时间线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