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暗中合流，请组织核实特高课近期人事调动。

    

    这就是他能做的全部，把情报送出去，然后等，像一只把信绑在腿上放飞的鸽子，不知道会不会有回音。

    

    他沿着来时的路慢慢走回去。经过法国公园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带着梧桐树叶腐烂的甜腥味。他在公园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点了一根烟，看着公园里散步的老人和追逐嬉闹的孩子，

    

    这些人不知道，在他们头顶三十公里的天空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收紧。特务处、调查科、日本特高课，三方势力纠缠在一起，任何一根线断了，都会牵动整张网。而他，就站在这张网的正中心。

    

    烟抽了一半，他掐灭了，站起来继续走。走过两个街口之后，他用玻璃橱窗的反光再次确认了身后没有尾巴，这才拐进一条小巷，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安全屋。

    

    等的时间总是最难熬的。在那三天里，郑耀先白天照常处理上海区的事务，安排宋孝安转移资金，指挥赵简之联系法租界的周胖子过账。晚上一个人坐在安全屋里，面对一盏孤灯和一杯凉透的茶，脑子里反复推演着所有可能的局面。

    

    如果组织确认了枭的身份，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裴秋和特高课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上海的地下组织怎么办？如果戴笠的八万块大洋凑不齐，上海区的编制被冻结了怎么办？

    

    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他能做的只有等，然后在答案出现之前，尽可能地保住手里的每一张牌。

    

    三天后，郑耀先再次路过修鞋铺，取回了他的布鞋。鞋底已经换了新的，鞋面也擦得干干净净。他回到安全屋，关上门，用小刀划开右脚鞋底的夹层。

    

    里面有一张同样用米汤写成的纸条。他点燃一根蜡烛，把纸条凑近烛火，字迹在热力下慢慢显现出来。

    

    纸条上只有三行字。

    

    第一行：已确认。特高课上海新任课长代号“枭”，十月初抵沪，专精经济情报战与金融绞杀。

    

    第二行：此人极其危险，务必加倍小心。

    

    第三行没有字，只有一个符号。一个极小的、用铅笔画的半圆。

    

    那是程真儿的标记。

    

    郑耀先的手指在那个半圆上停了很久。

    

    他认得这个符号，这是他们之间独有的暗号，不在任何密码本上，不被任何上级知晓。它的意思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我很安全。

    

    他想起了上一次见到她的样子。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他路过霞飞路的花店，隔着一整条马路，看到了一个穿淡蓝色旗袍的女人从电台的后门走出来。她提着一个小皮箱，步子不急不慢，头发在夕阳下泛着柔软的光。

    

    他没有停下脚步，她也没有看他。

    

    两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呼吸着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却不能说一句话，不能有一个眼神的交汇。这就是潜伏者的爱情。无声的，隐忍的，像埋在地底下的火种，看不见光，但一直在燃烧。

    

    在这个所有人都想置他于死地的上海滩上，在这个他必须对每一个人撒谎、对每一个人设防的世界里，只有那四个字，是真的。

    

    他把纸条凑到蜡烛的火焰上，看着它燃烧。火光映在他的脸上，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这是他在过去一个月里，第一次笑。

    

    蜡烛快要燃尽了。郑耀先把灰烬拨散，用手指碾碎最后一点没有烧透的纸屑，然后站起身来。窗外的弄堂里传来黄包车的铃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嘈杂而真实。

    

    他拿起桌上的帽子和风衣，推开门。宋孝安正靠在走廊的墙上等他，看到他出来，立刻站直了身子。

    

    “六哥，有消息了？”

    

    “有了。”郑耀先的眼神跟三天前完全不一样了。三天前是沉重和隐忍，现在是冷静和锋利。

    

    “裴秋背后的日本人，代号叫‘枭’。专门搞经济绞杀的高手。我们的钱庄被封，就是他提供的情报。”

    

    宋孝安的拳头攥紧了。“六哥，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郑耀先把风衣穿上，系好扣子，“既然裴处长急着用钱，我们今晚就送他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

    

    郑耀先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宋孝安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