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秋出事的消息传开以后，整个上海滩的地下世界安静了三天。

    

    法租界巡捕房把调查科的六名便衣关在了霞飞路总署的地下水牢里，罪名是“抢劫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储备金”。英国人那边也没闲着，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南京外交部递交了正式照会，措辞极其强硬，要求调查科给出解释。

    

    裴秋本人没有被抓，但他在上海滩的根基已经彻底烂了。

    

    特务处上海区的兄弟们却是另一番景象。郑耀先在驻地的天井里摆了三桌酒席，把参与行动的所有人叫到一起，自掏腰包给每人发了二十块大洋的赏金。

    

    “这次大伙辛苦了。”郑耀先端着一杯白酒站在桌头，脸上挂着云淡风轻的笑，“调查科的人让法国人关着吧，关到他们烂掉为止。咱们该吃吃，该喝喝。”

    

    “六哥威武！”赵简之第一个举杯，嗓门大得像打雷，“干！”

    

    一片叫好声中，酒杯碰在一起，白酒的辛辣味在秋夜的天井里弥漫开来。行动队的几个年轻人喝得面红耳赤，一个比一个兴奋。对他们来说，跟着六哥打仗就是痛快，赢了还有钱拿，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差事了。

    

    郑耀先坐在角落里，夹着一根烟，看着这帮兄弟闹腾，嘴角始终保持着那个恰到好处的弧度。宋孝安坐在他旁边，低声说了一句：“六哥，这顿饭花了多少？”

    

    “三百二。”郑耀先弹了弹烟灰，“连酒带菜带赏金，不到四百。”

    

    “那可是你自己的钱。”

    

    “花了就花了。”郑耀先的声音很轻，“人心比钱值钱。”

    

    酒席散了以后，赵简之和宋孝安留了下来。三个人关上门，坐在郑耀先的办公室里，气氛跟刚才的热闹判若两人。

    

    “说正事。”郑耀先把南京的电报丢在桌上，“戴老板限期让我们上交八万大洋特种经费。你们盘一下，上海区现在还剩多少家底？”

    

    宋孝安翻出一本小账簿，快速扫了一遍。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情况很不好。”宋孝安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永昌钱庄被封以后，我去找过马掌柜。他说封条是法租界巡捕房和调查科联合贴的，账面上的钱全部冻结，短期内没有解冻的可能。恒丰那边更惨，直接被人搬空了柜台，连保险箱都撬了。”

    

    “是特高课的手笔，”郑耀先说。

    

    “对。枭通过裴秋拿到了我们的资金脉络，精准打击，一刀切断。”宋孝安翻到账簿的最后一页，“不算驻地和车辆这些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只剩一万二千块大洋。每月正常开支是一万出头，再加上情报站的维持费、外线人员的津贴和兄弟们的饷银，能挤出来的现金不超过两万。”

    

    “两万。”郑耀先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离八万还差六万，而且这还是在所有人勒紧裤腰带的前提下。

    

    “六哥，八万大洋是什么概念？”赵简之瞪大了眼睛，“整个上海区一年的运营开支也就十二万。戴老板这是要把咱们的血抽干。”

    

    “他就是这个意思。”郑耀先靠在椅背上，把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他很清楚戴笠的逻辑，给你权力可以，但必须让你始终处于缺钱的状态。缺钱就意味着依赖，依赖就意味着忠诚。

    

    “正规渠道凑不齐这个数。”宋孝安合上账簿，“除非六哥你去南京当面跟戴老板讨价还价，但那等于示弱，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

    

    “不去南京。”郑耀先摇了摇头，“这笔钱必须交，而且必须痛痛快快地交。让戴老板觉得八万块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他越觉得我有本事搞钱，就越不会把我调走。”

    

    “那钱从哪来？”赵简之急了。

    

    郑耀先没有马上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外面的秋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灌了进来。远处法租界的灯火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金线，勾勒出这座城市最纸醉金迷的轮廓。

    

    “上海滩什么最赚钱？”他突然问。

    

    “烟土，”赵简之脱口而出。

    

    “不碰。”郑耀先否决得干脆利落，“杜老板的地盘，咱们伸手就是找死。”

    

    “军火？”宋孝安试探着说。

    

    “也不碰，日本人盯着呢。”郑耀先转过身来，目光沉静而锐利，“但有一样东西，比烟土和军火都紧俏，而且现在的行情涨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