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的动作比枭预想的要快得多。

    

    他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已经在太湖水产行对面的一条弄堂里租下了一间铺面。铺面很小，门口挂了一块“关东干货行”的招牌，卖的是东北产的木耳、榛蘑和黄花菜。铺子里摆了几筐样品货，看上去就是一个刚到上海讨生活的小本买卖人。

    

    经营这间铺子的是两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一个姓金，一个姓朴，都是朝鲜族面孔。他们穿着旧棉袄，说话嗓门大，见人就笑，逢人就递一把瓜子，看上去热情得像是刚从乡下进城的庄稼人，

    

    但他们的眼睛不是庄稼人的眼睛。

    

    他们的眼睛像是两台不停运转的照相机，把太湖水产行门前的每一个细节都拍了下来。

    

    谁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穿什么衣服，提了什么东西，待了多长时间，从哪个方向来的，又从哪个方向走的。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记录在一个看上去像是进货账本的小册子里，每天晚上打烊以后，由金某人亲自送到武藤手上。

    

    武藤自己也没有闲着。

    

    他没有住在特高课的安全屋里，而是在苏州河北岸的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房间在二楼靠窗的位置，窗户正好对着苏州河。他在窗台上架了一台德国产的蔡司望远镜，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他就坐在窗前，一边喝茶一边观察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他的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被他用铅笔画成了表格。表格的列标题写得极其细致：日期、时间、船型、船号、吃水深度、航向、甲板货物、船员人数、停靠码头、卸货时长。每一个经过的船只都被他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案，

    

    这种活儿枯燥得要死。普通人坐在窗前看一个下午的船，恐怕会疯，但武藤不会。他曾经在奉天的一栋公寓楼里连续蹲守了四十七天，就为了确认一个苏联外交信使的通勤时间规律。四十七天，他硬是没有离开那栋楼半步。

    

    耐心是他最可怕的武器。

    

    太湖水产行的运货船每隔三天出港一次。一条木壳的小驳船，甲板上堆着用草席盖住的货物。船上通常只有两个人，一个年纪大的撑船，一个年轻的负责搬货。

    

    武藤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驳船满载的时候，吃水线在船舷上的第三道红漆标记处。卸完鱼货返程的时候，吃水线应该回升到第一道标记，但有两次，他观察到驳船在卸完了明面上的鱼货以后，吃水线依然停在第二道标记附近。

    

    这意味着船上还有其他的重物没有卸下来。

    

    武藤把这个发现记在了笔记本上。他在吃水线的数据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第五天的下午，更有价值的情报来了。

    

    金某人在关东干货行的后院里发现了太湖水产行扔出来的一袋垃圾。垃圾袋被丢在了弄堂口的一个公用垃圾桶里，和其他铺子的垃圾混在了一起。

    

    金某人趁着天黑把垃圾袋拎了回来。他戴上手套，在后院的灯下一件一件地翻检。垃圾里大部分是鱼鳞、烂菜叶和破旧的草绳，但在最底层，他发现了三块碎玻璃。

    

    碎玻璃是深棕色的。上面残留着一小片标签纸，标签纸上印着几个英文字母。

    

    金某人把碎玻璃装在了一个纸袋子里，当晚就送到了武藤手上。

    

    武藤用放大镜看了看那几个英文字母。

    

    P-E-N-I-C-I-L-L-I-N.

    

    盘尼西林。

    

    他把放大镜放下，靠在椅背上，嘴角勾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冷得像是深秋的霜。

    

    “姚三七先生，”他轻声说了一句，像是在跟一个不在场的人对话，“你的铺子卖的可不只是鱼啊。”

    

    与此同时，在特务处上海区的电讯室里，郑耀先已经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熬夜了。

    

    电讯室在办公楼的三层，是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的密封房间。墙上钉着厚厚的隔音毛毡，窗户被木板从里面封死了。屋子中间摆着三台大型无线电收发机和一台密码破译用的打字机。两个电讯员轮班值守，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监听上海地区所有已知的无线电频段，

    

    连续三个通宵的代价是两条眼窝底下的乌青和一嘴的烟味。宋孝安给他端来的饭菜已经凉透了，筷子还插在米饭上面没动过。桌上堆了一摞写满笔记的草稿纸，旁边是三个被掐灭的烟头和一杯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