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拿着蛾的周报告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办公室里没开灯，只有桌上那盏绿罩台灯投下一小片光。窗外的苏州河在夜色里无声地流淌，偶尔有驳船的汽笛声从远处飘过来，闷闷的，像是谁在叹气。

    

    洋行的线索太“响”了。

    

    武藤不是新手。他在哈尔滨干了五年情报工作，在奉天又干了三年，什么样的障眼法他没见过。一条街上突然冒出来一个跟特务处有关联的洋行，时间恰好在他布置侦查之后，这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郑耀先在反向喂食。

    

    如果是巧合，那他运气好，捡了个便宜。

    

    如果是喂食……

    

    武藤的手指在桌面上缓缓地画了一个圈。

    

    如果郑耀先在喂食，那说明两件事。第一，郑耀先已经察觉到了贝当路上有人在看。第二，他在贝当路上有比洋行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保护。重要到他宁可把洋行暴露出来，也要把那个东西藏好。

    

    什么东西值得这么大的代价？

    

    武藤想到了咖啡馆。

    

    那家从观察开始到现在一直“暂无异常”的咖啡馆。

    

    他拿起电话，拨了蛾的联络号码。电话响了三声就被接起来了。

    

    “洋行的事交给别人。”武藤的声音很平，“你只盯咖啡馆。我要那家店里每一个人的底细。老板、雇员、常客，一个不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明白。”蛾的声音像是从水面下浮上来的，低沉、平静。

    

    “还有一件事。”武藤补了一句，“不要只从窗户里看。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家咖啡馆在附近的口碑。你是白俄移民，在法租界找零工是正常的事，跟周围的店主聊聊天，打听打听，但记住，不要进咖啡馆，不要跟老板娘有任何接触。”

    

    “我知道分寸。”

    

    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蛾换了一身打扮。

    

    她脱掉了那件灰色呢子大衣，换上一件旧棉袄，外面套了一条褪色的碎花围裙，头发盘在脑后，用一块蓝布包着。这一身打扮，跟法租界那些靠打零工为生的白俄女人一模一样。

    

    她从公寓后门出去，绕了两条弄堂，从另一个方向走上了贝当路。

    

    第一站是面包店。

    

    面包店的老板娘姓王，宁波人，四十多岁，胖乎乎的，嘴碎但心肠不坏。蛾走进去的时候，她正在柜台后面揉面团。

    

    “王姐，有没有零工可以做？”蛾用一口蹩脚的中文问，“洗碗、扫地、搬货，什么都行。”

    

    王老板娘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你是白俄人？”

    

    “嗯，刚搬来这边。”蛾低下头，显出几分窘迫，“以前在霞飞路那边给一家法国人做佣人，前阵子人家回国了，我就没了差事。”

    

    “哎，法租界这边白俄多了去了，找活不容易。”王老板娘同情地叹了口气，“我这边暂时不缺人，你去别处问问。对了，斜对面那家咖啡馆你试过没有？那个陈老板娘人挺好的，就是生意一般。”

    

    蛾的耳朵竖了起来，但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陈老板娘？她是本地人吗？”

    

    “不是，苏州来的。”王老板娘一边揉面一边说，“来了有两年了吧，一个人撑着那个店。雇了个帮工阿姨和一个送货的小伙子。人挺安静的，不怎么跟邻居来往。”

    

    蛾犹豫了一下：“那她……有男人吗？”

    

    “没见过。”王老板娘摇了摇头，嘴角带着一丝八卦的笑意，“单身一个人，每天就是开店关店。你说一个苏州姑娘，长得也不差，怎么就跑到法租界来开个咖啡馆呢？也不知道钱从哪儿来的。”

    

    蛾没有再追问。她道了声谢，从面包店出来，又进了隔壁的杂货铺。

    

    杂货铺老板是个广东人，说话带着浓重的粤式口音，不太爱搭理陌生人。蛾买了一小包盐，顺便问了几句闲话。广东老板只说了一句有用的：“那个咖啡馆的陈小姐？人蛮客气的，每个月来我这里买洗涤用品，从来不赊账。”

    

    裁缝店的情况差不多。裁缝师傅是个上了年纪的绍兴人，对咖啡馆的了解仅限于“老板娘穿旗袍好看，但从来不在我这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