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和洋行关门那天，上海下了一场小雨。

    

    宋孝安带着两个人去做的最后清算。他把账册封箱，把字据烧干净，把牌匾摘了下来。门上挂了一把新锁，钥匙交给了房东。

    

    “六哥，洋行的事全办妥了。”宋孝安回来汇报的时候，郑耀先正站在窗前抽烟。

    

    “嗯。”

    

    郑耀先没有回头。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手指夹着烟，烟灰快要掉了也没弹。

    

    宋孝安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下文，识趣地退了出去。

    

    门关上以后，郑耀先把烟头按灭在窗台上。

    

    利和洋行关了。贝当路上最后一块挡箭牌没了。从今天起，武藤的蛾只剩下一个可以盯的目标，那就是咖啡馆。

    

    他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一下：从洋行撤走到武藤做出下一步动作，按照特高课的行动节奏，最快三天，最慢一个星期。武藤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他一定会趁热打铁。

    

    他赌三天。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第三天，贝当路，下午两点。

    

    天阴着，像是随时要下雨的样子。街上行人不多，面包店的王老板娘在门口跟送货的小伙子吵架，杂货铺的广东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瞌睡。贝当路跟往常一样安静，安静得让人犯困。

    

    蛾在公寓里换了一身衣服。她脱掉了那件打零工的旧棉袄，换上了一件剪裁合体的灰色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别了一枚小小的银色发卡。今天她不是来找零工的白俄穷女人，她是一个体面的白俄移民，想在异乡的下午喝一杯咖啡。

    

    她在镜子里审视了自己一遍。表情自然，眼神柔和，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完美。

    

    蛾推开了咖啡馆的门，

    

    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这家店。

    

    门上的铜铃叮咚响了一声。她迈过门槛，环顾了一下四周。店面不大，靠窗四张圆桌，靠墙两张长条桌，柜台在右手边。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蓝底碎花围裙的年轻女人，正在擦一只玻璃杯。

    

    蛾在靠窗的桌边坐下来。

    

    “小姐，来一杯什么？”程真儿放下杯子，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抹布，在围裙上蹭了蹭手。

    

    “黑咖啡，不加糖。”蛾用带着白俄口音的中文说。

    

    “好嘞，”程真儿转身去煮咖啡。

    

    蛾的目光在她的背影上停留了两秒钟。这个陈小姐走路的时候重心很稳，脚步声几乎听不到。普通的咖啡馆老板娘不会这样走路。穿高跟鞋的上海太太不会，穿布鞋的苏州姑娘也不会，这种步态，蛾在哈尔滨的特高课训练营里见过，那是受过专业体能训练的人才会有的，

    

    但也可能是巧合，有些人天生轻脚轻手。

    

    咖啡煮好了。程真儿端过来放在桌上，笑了笑：“小姐慢用。”

    

    “谢谢，”蛾接过咖啡杯，喝了一口。咖啡的味道不错，火候恰到好处，不涩不苦，然后她像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陈小姐，我想打听一个人。有一位姓郑的先生，朋友说他常来你这里喝咖啡，你认不认识？”

    

    程真儿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姓郑的？”她歪着头想了想，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困惑，“法租界姓郑的多了去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胖还是瘦？”

    

    蛾观察着她的表情。程真儿皱眉的时候，两条眉毛中间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竖纹，这种竖纹只有在真正困惑的时候才会出现，是面部深层肌肉的自然反应，伪造不了的。

    

    “大概三十出头，人很精神，穿着讲究。”蛾试了一个更具体的描述。

    

    程真儿摇了摇头：“不认识。我这小店来的大部分是法国人和白俄人，中国客人不多。姓郑的，真没印象。”

    

    她说完，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找人的话，可以去马路对面的面包店问问王姐，她在这条街上开了快十年了，什么人她都认识。”

    

    蛾没有再追问这个话题。她端起咖啡杯，慢慢地喝着，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店内的每一个角落。

    

    柜台上摆着一排铜质咖啡壶，擦得很亮。墙上挂着一幅法文招贴画，画的是巴黎塞纳河畔的风景。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有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