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勺的老者，安全区志愿者都叫他老吴。

    登记名册上写得很简单：城南米行伙计，十二月十日傍晚逃入安全区，孤身一人，无亲属。老吴话少，手脚勤快，第二天就接过粥棚的活，每天天不亮烧水，天黑后洗锅，难民们都愿意排他的队，因为他舀粥不多给，也不少给。

    郑耀先没有急着靠近。

    老吴的虎口有短枪茧，舀粥时肩背总留着余劲，站位也从不把后背完全交给人群。每一个细节都能解释，合在一起，就不像米行伙计。

    更可疑的是粥棚后面那四个中年人。

    四个人穿着灰扑扑的棉袄，一个戴圆框眼镜，一个瘦高，一个矮胖，一个身材普通。他们从进安全区起就守在台阶下，不哭不闹，也不和旁人搭话。那只油布包袱始终在四个人手里轮换，抱得笨拙，却从不离身。

    那不是难民护财。

    那是护命。

    郑耀先用了半天确认这一点。发粥时，四个人总有一个盯包袱，一个盯老吴，一个假装发呆，一个看人群。他们配合得不熟练，却笨得很一致。真正受过训练的人不会这样生涩，普通难民也不会这样分工。

    他们像一群被迫带着要命东西逃跑的读书人。

    进安全区的第二天下午，郑耀先先做了三件事。

    他让陈国华和老赵分开混入不同难民堆，擦肩也装不认识；自己挪到院墙下，从那里能同时看到粥棚、西门和主楼后的小路；又把勃朗宁用油纸包好塞进墙根松砖，短刀藏进棉袄内衬，几张伪造身份纸藏进鞋底。

    他看起来空空荡荡，真到要命时，三息内仍能摸到东西。

    下午三点四十分，西门外响起第一枪。

    紧接着是日语喝令、女人尖叫，还有外国志愿者急促的抗议。一个军曹带六名士兵撞开西门，刺刀挑着门板冲进院子，命令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男子全部到草坪集合，谁敢逃跑就地处决。

    这个命令没有手续。

    没有交涉函，没有安全区委员会的人陪同，也没有宪兵登记员。它更像一支前线小队临时闯进来抓人，抓到了算军功，抓错了也没人追究。正因为如此，才最危险。

    院子瞬间乱了。男人被赶到中央，女人抱着孩子哭，老人跪地求情。枪托砸在背上的声音，很快压过了哭声。

    郑耀先靠墙坐着，头低得像吓傻的难民，左手却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六个兵，两个堵西门，两个压草坪，一个往主楼，一个往粥棚。

    老吴还站在铁锅旁边，右手握着长柄铁勺，左脚却往后挪了半步。那半步正好挡在四个中年人与日军之间。

    日军兵走到粥棚前，指着那四个人吼：“站起来，过来！”

    四个人没动。不是不想动，是吓得腿软。其中戴眼镜的人把油布包袱抱得太紧，指节都泛白。

    老吴轻声说了一句。

    四个人反而向棚内退了一步，把入口让出来。老吴自己挡在入口中央，铁勺沉进锅里，右脚微微蓄力。

    郑耀先看得清楚，老吴不是想赢。

    他只是想打倒第一个日军兵，再用开水和铁锅争几息，把油布包袱塞进粥棚后面的灶灰里。接着他会死，那四个人也未必逃得掉，但至少包袱可能不被当场抢走。

    可他一动手，粥棚和油布包袱都会暴露，整个安全区也会被日军借口清场。

    郑耀先从地上一弹而起。

    他没有朝粥棚跑，而是半瘸半拐冲向草坪中央的军曹，嗓音破得像哭：“长官，我有要紧事报告！我是特务处南京站的人，我押的犯人在那边！”

    院子里的目光被他一下吸过去。

    拿刺刀逼老吴的日军兵一愣，刀尖偏了半寸。老吴的右脚停住。

    军曹听不懂整句中文，却听懂了“特务处”“押犯”几个词。南京城里这几天到处都是亮身份求活的中国特务，他冷笑一声，让翻译过来问话。

    郑耀先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故意把话说得又急又卑微：“我是复兴社特务处南京站押解员。粥棚那个老头和后面四个，是处座点名要的人。他们身上有炸药，包袱里也有炸药。长官千万别让兵靠太近，炸了算谁的？”

    “炸药？”翻译声音都变了。

    郑耀先赌的不是日军仁慈，而是日军怕麻烦。安全区里人挤人，一旦真有炸药爆开，不但士兵要死，军曹自己也要写报告。相比亲手去翻一个可疑包袱，把“犯人”交给一个自称特务处的人押走，显然更省事。

    军曹听完翻译，立刻命令粥棚前的士兵后退。南京城里这两天确实有士兵被土炸弹炸伤，师团部刚下过戒备令，他不想为了几个中国人冒险。

    “证件。”翻译伸手。

    郑耀先从棉袄里掏出一张皱得快散的介绍信。那是他从下关码头一个督战队长身上搜来的，盖着特务处南京站的内部章。军曹看不懂中文，但认得红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