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七之后，那瓮东西并没有停。

    先是眠床间开始发臭。

    不是尸体腐烂的那种臭，是一种甜腻的、发酵过的味道，像红糖水掺了血，放在大太阳底下晒了三天。

    我妈用漂白水拖地，用艾草熏，甚至请了乩童来洒净水，但味道散不掉，反而一天比一天浓。

    到了第十天，那味道已经不只是鼻子能闻到了——它黏在喉咙里，每次呼吸都像在喝一口温热的、坏掉的糖水。

    然后是那盏钨丝灯胆。它白天不亮，但一到日落就开始闪烁。不是电压不稳的那种闪，是很有规律的明灭，像心跳。

    母亲找了水电工来换灯泡，拆下来时灯丝还是完好的，可一装上新的，新灯泡也立刻开始闪。

    水电工骂了一声，把灯泡拧下来扔在地上，摔碎了。碎片在水泥地上铺开，每一片都映着同一个东西——不是天花板，不是房间，是一片漆黑里，一只睁开的眼睛。

    水电工当晚就走了，走的时候脸色发青，说以后再也不敢接这片的活。

    我父亲是在第十二天出的事。

    他本来不信这些。头七那天夜里他甚至没醒，睡得鼾声如雷。

    第二天早上听我们说楼上传来婴儿哭，他嗤了一声，说肯定是野猫叫春。但那天傍晚他去眠床间找东西——他记得床底下那口瓮里还放着他小时候的几枚银角仔——他钻进去半小时没出来。

    我妈去喊他，喊了几声没应答。她趴下去往床底看。

    她说她看到那盏灯胆是灭的。

    床底一片漆黑，但她能听到声音——一种缓慢的、有节奏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吮吸，带着满足的、黏稠的啧啧声。

    父亲倒在瓮旁边，半个身子探进瓮口，脑袋已经看不见了。不是被塞进去的，是他自己把头伸进去的。

    他的两条腿在瓮外不停地踢蹬，像溺水的人在做最后的挣扎，但瓮口明明只比一个西瓜大不了多少，他一个成年男人的肩膀根本不可能挤得进去。

    可他就是进去了。

    我妈扑过去拽他的腿，拽不动。她跑到灶脚拿了菜刀来砍那个瓮，一刀下去，刀刃崩了。

    不是瓮硬——她看得清清楚楚，刀刃砍在瓮身上，瓮壁纹丝不动，但瓮里面的东西突然静了一瞬，然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从瓮口涌了出来。

    她形容不出来那是什么。

    她说像一团湿漉漉的头发，像一块泡发的猪皮，又像一条刚剥了壳的蛇。

    那东西顺着她的手臂缠上去，滑溜溜的，没有骨头，只有一个地方是硬的——顶端有指甲，五根，像婴儿的手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我妈尖叫着甩开了，冲出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等到人来的时候，父亲的头已经从瓮里拔出来了。

    他靠坐在床脚，满脸都是暗红色的黏液，眼睛睁着，瞳孔散开，嘴巴张得很大，喉咙深处能看到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堵在那里。

    医生说是异物窒息，但取出来一看，不是食物，不是血块，是一团乌黑的长发。

    我父亲是秃顶。

    父亲的后事办得很草，只停了一天就火化了。

    我母亲病倒了，不是身体上的病，是精神上的——她开始频繁地跟空气说话，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气温柔得像在哄小孩。有一次我听到她说：“乖乖，不要哭，阿嬷很快就回来了。”说完她自己愣住了，好像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我没时间处理母亲的事，因为我开始做梦了。

    同一个梦，每晚都做。

    梦里我回到六岁，钻进眠床底下，那盏钨丝灯胆亮着，陶瓮在眼前，瓮口的符纸干干净净，朱砂红得发亮。

    我伸手去摸符纸——现实里我没摸到过，但梦里我摸到了。纸是湿的，软的，像皮肤。我撕开它，打开碗盖，往瓮里看。

    瓮底躺着一个婴儿。

    不是死的。它在呼吸，胸口微微起伏，脐带还连着，另一头消失在瓮底的陶壁里，像是从瓮里长出来的。

    它的皮肤是半透明的，能看见下面青紫色的血管。眼睛闭着，嘴唇微微张开，泡在暗红色的液体里，一动不动。

    我每次看到这里就会醒。醒来以后心跳得很快，浑身冷汗，但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那个婴儿，它的脸，我见过。

    不是见过。是它长得像我。

    不是像我小时候。是也像我现在的样子。

    它的五官还没有完全成形，但五官的排列方式、眉眼的间距、鼻梁的高度、下巴的弧度，都和我一模一样。

    就好像我的脸先被摘下来，安在了那个东西的脸上，然后放进了瓮里，让它在血水里慢慢长。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隔壁庙里看香火的阿婆。阿婆七十多岁，在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