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洛阳轴承厂的小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僵持。

    窗外是八月的炎炎烈日，屋内风扇嗡嗡地转着，却吹不散空气里的火药味。长条会议桌一边坐着三个人——生产副厂长老钱、八级钳工赵师傅、年轻的车间技术员小周。另一边只有一个人，协作办生产协调处的卫楚郝，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检验报告。

    “卫处长，不是我们不理解国家的标准。”。这么一丝丝差别，肉眼都看不出来，可为了达到这标准，咱们厂的生产效率得掉两成！”

    赵师傅在一旁闷头抽烟，他是厂里三十年的老钳工，手指关节粗大，掌心布满老茧。他吐了口烟，瓮声瓮气地开口：“卫处长，我老赵不是怕难。。毫米的活，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年轻的技术员小周也小声帮腔：“而且……而且工人同志们有意见。大家都说，革命热情不能光看公差小不小，得看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多少……”

    “贡献？”！”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照片，一张一张摆在桌上。照片上是拆解下来的故障轴承，内圈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试飞，地面几百号人忙活几个月搞出来的飞机，差点就因为这么一丝丝公差毁了。”卫楚郝盯着老钱，“钱副厂长，您说，这是不是贡献？”？”

    赵师傅沉默了很久，烟灰掉在桌上也没察觉。最后他叹了口气：“理论上……能。但那得调得特别精细，温度、湿度、震动都得控制，操作的时候手稍微抖一下都不行。这么干，一天出不了几个活。”

    “那就想办法让操作的时候手不抖！”卫楚郝从包里又掏出一份文档，“这是上海机床厂搞的‘精密磨床减振工装’设计图。。还有这个——”他又拿出一本小册子，“哈尔滨量具厂编的《恒温恒湿车间

    他把图纸和册子推到赵师傅面前：“技术问题，咱们可以解决。资金、设备、专家，协作办都能协调。但标准，不能降。赵师傅，您难道愿意看着自己亲手做的轴承，因为差那么一丝丝，导致飞机出事，飞行员牺牲？”

    赵师傅的手微微颤斗。他拿起那份设计图，老花镜后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复杂的线条。看了足足五分钟，他抬起头，声音沙哑：“这图……能行？”

    “上海厂已经用了，效果很好。”卫楚郝说，“您要是同意，我明天就协调上海厂派两个师傅过来，帮咱们改造设备。最多一周，就能看到效果。”

    老钱副厂长急了：“可是生产任务……”

    “生产任务完不成，我帮您协调。”卫楚郝说得斩钉截铁，“可质量不合格，谁帮您协调？是让飞行员用生命去协调吗？”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风扇还在嗡嗡地转。

    同一时间，南锣鼓巷书房里，言清渐正在接听郑丰年从沉阳打来的电话。

    “言主任，情况比咱们想的复杂。”郑丰年的声音透着疲惫，“我在112厂待了一周，发现不是工人们不认真，是很多厂的管理思路有问题——还在用‘大跃进’那套‘多快好省’的标准来衡量生产。一提精度，就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完美主义’；一提标准，就说‘束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性’。”

    言清渐握紧了听筒：“具体例子？”

    “昨天我去一个车间，看见工人们正在搞‘技术革新竞赛’——比谁在单位时间内加工的零件多。这本来是好事，可我发现，为了追求速度，很多人偷偷把切削参数调大，表面光洁度根本不达标。我问车间主任，他说‘要保护工人的革命热情，不能打击积极性’。”

    “胡闹！”言清渐的声音沉了下来，“质量问题能用‘革命热情’来掩盖吗？飞机上天了，能靠‘革命热情’保证不摔下来吗？”

    “我也这么说。”郑丰年苦笑，“可那位车间主任理直气壮地反驳我——‘郑处长，您这是不相信工人阶级的觉悟！咱们工人有力量，不仅能多快好省地生产，还能用革命精神弥补技术不足！’”

    言清渐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不是个别现象。过去几年，“政治挂帅”“革命热情”这些口号被滥用了，很多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只要动机是革命的，方法就可以灵活，标准就可以变通。

    但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恰恰是最不能“灵活”、最不能“变通”的领域。

    “丰年，你这样办。”言清渐睁开眼睛，语气坚决，“第一，把那批竞赛中加工的零件全部封存，一件不准流出；第二，组织一次现场测试——按标准工艺加工的零件，和竞赛中加工的零件，上试验台对比；第三，把测试结果，做成展板，在全厂巡回展览。”

    “这……会不会打击工人积极性？”

    “如果连真实数据都不敢面对，那所谓的‘积极性’就是假的。”言清渐说得毫不客气，“我们要让工人们明白——革命热情很重要，但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