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批“陈年次绢”。

    “官爷，这、这都是一些霉变虫蛀的次货，不值钱的”钱管家在一旁“着急”地解释。

    瘦高个儿扯开一匹，果然看到上面斑斑点点的霉迹，还有被虫蛀出的小洞。他嫌弃地扔在地上：“就这些？”

    “就这些了，真没有了。”孙掌柜哭丧着脸，“要不，您把这些绢拿去？虽不值钱，好歹能能当抹布用？”

    瘦高个儿盯着孙掌柜看了半晌，似乎想从这张愁苦的脸上找出破绽。最后，他啐了一口：“算你走运。三千贯先拿着，剩下的限你再筹两千贯，五日后我来取。”

    他们走后，孙掌柜慢慢直起腰，脸上那副愁苦相一扫而空。他走到那匹被扔在地上的次绢旁，用脚踢了踢：“可惜了，这霉斑做得还是太刻意了些。”

    “东家，五日后怎么办？”钱管家忧心忡忡。

    “五日后？”孙掌柜望向门外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你看看这西市，还有几家开门做生意的？大家都把钱藏起来，或者干脆关门大吉。到时候，他们上哪儿‘借’钱去？”

    他叹了口气：“这哪是筹措军费，这是在刨朝廷自己的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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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宫里，德宗皇帝李适也在发愁。

    他面前堆着各地的战报，不是这里告急，就是那里要饷。户部尚书刚刚告退，临走前那欲言又止的表情，分明在说：国库真的空了。

    “借商”的主意，是他点头的。当时觉得这法子好——不加赋于普通百姓，只让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出点血，既得名声，又得实惠。

    可如今看来，似乎不太对劲。

    “陛下，”宦官进来禀报，“京兆尹求见。”

    “宣。”

    京兆尹仇敬忠进来时，脸色比哭还难看。他跪在地上，捧上一份奏折：“陛下，长安城内，市井萧条，商贾闭户者十之三四。更有甚者，坊间流传怨言，说朝廷此举与盗匪无异”

    “混账！”德宗一拍桌子，“朕是借，不是抢！说了要还的！”

    仇敬忠伏在地上不敢抬头：“陛下息怒。只是只是现钱，便不愿相信朝廷会还。如今人心惶惶，长此以往，恐生变故啊。”

    德宗沉默了。他何尝不知道“借商”惹了众怒？可仗还在打，每天银子像水一样流出去，不从商人那里刮，又能从哪儿来？

    “那些藩镇，可有动静？”他换了个话题。

    “魏博、成德等处，听闻长安‘借商’，纷纷以此为由，说朝廷无信，加紧迫害境内商贾，实则中饱私囊。更有甚者，说陛下此举，证明朝廷已山穷水尽”仇敬忠的声音越来越小。

    德宗只觉得一阵眩晕。他本意是筹钱平叛，怎么现在好像把更多人推到了对立面？

    “你先退下吧。”他无力地挥挥手。

    仇敬忠走后，德宗独自坐在殿中。夕阳从窗棂照进来，把影子拉得很长。他突然想起祖父代宗皇帝曾说过的话：“治国如烹小鲜，火候急了，就焦了。”

    自己是不是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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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后，瘦高个儿官差果然又来了。但这次，孙记绸缎庄大门紧闭，门上贴了张纸：家中有丧，歇业三月。

    整条街，关门的铺子又多了七八家。

    瘦高个儿站在门口，脸色铁青。他想起昨天去东市“借钱”，那个一向好说话的茶商，竟然拎着菜刀站在门口，说再逼他就拼命。

    上面还在催，说前线军饷告急，若再筹不到钱，就要拿他们是问。

    可这钱，要从哪儿来呢？

    一阵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废纸。曾经繁华的西市，如今冷清得像座鬼城。远处不知哪家铺子里，传来压抑的哭声，呜呜咽咽，像是这场闹剧的注脚。

    司马光说

    德宗急于平叛而乏长远之谋，“借商”之举，看似权宜，实为大谬。夫民信为国之本，商贾虽逐利，亦为社稷血脉。朝廷以天子之尊行强取之事，虽口称借贷，然无抵押、无票据，与劫掠何异？此令一出，不独长安商贾寒心，天下富民皆藏资匿货，市井为之萧条，朝廷赋税之源反竭。更甚者，藩镇藉此煽惑，谓朝廷无信，使忠义者疑，观望者惧。治国若此，譬如渴而饮鸩，暂解其渴，而毒已入腑矣。

    作者说

    这场闹剧最讽刺之处在于，它暴露了帝国财政体系的致命缺陷，以及决策者与民间现实之间那道巨大的认知鸿沟。德宗和他的大臣们坐在庙堂之上，依然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维行事，认为天下财富都可随时征调。他们不理解，中唐的商业经济已悄然形成一套脆弱的信用体系——商人们相信契约、相信稳定的环境，而非空洞的皇权承诺。当朝廷亲手砸碎这套信用，损失的不仅是眼前的钱财，更是整个社会对“规则”的基本信任。历史常把“奉天之难”归咎于藩镇骄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