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若有所悟。

    “再者说，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我们把权力下放，也就意味着把责任下放。”

    “过去，一个项目出了问题，副县长可以说‘这是县长定的’；一项支出有疑问，副局长可以说领导批的。”

    “以后呢？他们自己签的字，自己做的决定，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这样一来，他们在决策时会不会更慎重？在研究方案时会不会更周全？”

    吴晓波眼睛渐渐亮了。

    “还有，”王成功合上书，目光深远，“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单位‘一把手’在的时候运转正常，一换领导就乱套吗？”

    “因为整个系统都系于一人。这不是健康的状态。一个健康的组织，应该靠制度运转，而不是靠某个人。”

    “我现在做的，就是在我们县政府建立一个制度，明确的权责边界，清晰的工作规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王成功语气变得深沉：“晓波，我今年二十七岁，马上就二十八了，在这个岗位上，我不想做那种整天忙忙碌碌、看似很负责任、实际上只是在做股长甚至科员工作的县长。”

    “我希望五年、十年后，当我离开桃花县时，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些项目、一些数据，更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体系，一套科学决策的工作机制，一支能独当一面的干部队伍。”

    吴晓波彻底明白了。

    “县长，我懂了。”吴晓波由衷地说，“您是着眼长远，抓大放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