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处长，三杯酒下肚后拍着桌子抱怨手底下的科长不懂事，“逢年过节连个表示都没有，还想提副处”。

    有一个做工程的老板，喝红了脸之后拉着苏牧的袖子炫耀自己拿地的诀窍。

    “竞拍之前，我就把另外几家都搞定了，有给钱的，有吓唬的，还有一家，他儿子不是在国外读书吗，我就找人递了句话，他第二天就退了”。

    还有一个从省厅退下来转企业的老干部，酒过三巡之后感慨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啊，手段比我们当年狠多了，我们当年顶多是送两条烟，现在的人，能把对手往死里整，整完了还能让人家感谢他”。

    每次听完这些话，沈峰回到家都会把笔记本翻开，将当晚有价值的对话一条一条地记下来。

    他用不同颜色的笔画线、标注、写批注。

    红色的是涉及权力的交易，蓝色的是涉及金钱的利益输送，黑色的是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恶意。

    他的笔记本越写越厚，被他翻了无数遍。

    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职位、关系和交易，像一张越织越密的蛛网，每一个名字都在网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这张网里，他渐渐拼凑出了郑准后来的完整故事。

    不是苏牧告诉他的，是他从不同人的只言片语里自己拼出来的。

    有一次老陶和人在办公室里闲聊，说闸北那边有个姓郑的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被催债的人堵在出租屋里三天不敢出门。

    后来不知怎么就把自己女儿骗去ktv上班，拿了女儿的预支工资去赌，想一把翻回来，结果一夜又输了个精光。

    沈峰坐在隔间里，把这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笔记本上，写完之后看着自己写下的那几行字，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晚在ktv里，诗诗坐在他旁边，两只手揪着裙摆，声音低低地说“我妈生病了，我实在没办法”。

    他现在知道是谁让她“没办法”了。

    不是命运，不是生活，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是她的亲生父亲。

    他把笔记本合上，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看了很久。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他居然还在纠结要不要把仇恨延伸到仇人的家人身上，而他的仇人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骨肉当成了最后一件抵押品。

    同时，沈峰从这张网里看到了沈家。

    一个来谈土地项目的开发商。

    酒过三巡，那人红着脸抱怨京海的地产生意越来越难做，好地块都被“那几家”垄断了。

    那人掰着手指头数着，城东那片是沈氏集团的，城南那块也是沈氏的，连市中心那个刚批下来的商业综合体，背后的大股东还是沈家。

    第二次，是一个从税务局退下来的老处长。

    苏牧请他喝茶，聊的是当年国企改制时的旧事。

    老处长说到八十年代末那场针对投机倒把的大检查，忽然感慨了一句：“那会儿多少人都倒了，就沈家，一根毫毛都没伤着。人家上面有人。”

    陶哥问有多“上”，老处长伸出食指朝天花板指了指，没有明说。

    第三次，是一个做外贸的老板。

    他在酒桌上喝多了，拍着桌子骂沈家抢了他的项目。

    他本来谈好了一笔纺织品出口的单子，合同都拟好了，结果沈氏集团半路杀出来，用一个更低的价格截了胡。

    在座的人没有人接话，也只是端着酒杯微笑。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每一次有人不经意地提到“沈家”这两个字。

    这一个寒假他已经见识了太多。

    但当这些信息一点一点拼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感到了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意。

    沈家不是一个人，不是一桩生意，不是一笔钱。

    沈家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上面的每一个零件都安插在关键位置上。

    政界的、商界的、司法的、媒体的，每一个零件都在为这台机器的运转提供动力。

    而他的父亲沈修远，只是这台机器上一颗被拧下来扔掉的螺丝钉。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很快就到了年关。

    京海街头的年味越来越浓，梧桐树的枯枝上挂满了红灯笼，商场门口贴着倒过来的福字，空气里偶尔飘来几声零星的鞭炮响。

    沈峰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家了。

    苏牧也没有提过年的事，沈峰甚至不知道苏牧有没有家人。

    他只是从老陶那里偶然听说，苏牧每年过年都在公司过，已经好几年了。

    除夕那天，大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老陶提前下班买了饺子皮和肉馅，在茶水间的电磁炉上煮了一锅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