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尾巴在寒风里摇摇晃晃，锦西的雪下得一场比一场密，屋檐下的冰棱子挂得老长，像一串串透明的刀子。

    何雨柱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刚从三十里外的靠山屯回来，靴筒里灌满了雪，一进办公室就赶紧脱下来，往炉子边凑。

    炉子里的火苗“噼啪”跳着，他搓着冻得僵硬的手，指关节红得像要裂开。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叮铃铃”响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趿拉着棉鞋走过去，拿起听筒：“喂，我是何雨柱。”

    “何雨柱！你还知道接电话啊？”听筒里炸出陈雪茹带着火气的声音，裹着北京冬天的干燥，“这都快过年了，你是打算在东北扎根，把家忘了是不是？”

    何雨柱的心猛地一沉，脸上瞬间爬满愧色，声音不自觉放软了：“雪茹，对不住，对不住……这阵子下乡跑得勤，脑子都成了浆糊，把日子给忘了。是我的错，真对不住你和孩子。”

    他靠在桌边，望着窗外飘雪的天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从京城来锦西两年，满打满算就回去过一次，还是去年春天因为纸厂设备的事，匆匆忙忙待了三天，连孩子们都没全见。

    每次陈雪茹打电话，他不是在车间盯生产，就是在乡下看农田，说不上三句就得挂，现在想想，确实太不像话。

    “两年了，何雨柱，你整整两年没在家过年了。”陈雪茹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哭腔，“孩子昨天还问我，爸爸是不是不喜欢他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到底要干啥？真打算抛妻弃子啊？”

    “雪茹，你这话太重了。”何雨柱急了，语气里带着恳求，“我怎么可能忘家？怎么可能不要你们？你知道我的性子，要么不做，要做就想做好。锦西这边刚有点起色，实在走不开……”

    “哼，走不开？”陈雪茹在那头冷笑，“我看你是被那边的事绊住了心吧？我可听说了，你带了个女秘书叫陈丽娟，天天跟你跑东跑西，倒是把家里抛到九霄云外了！”

    何雨柱哭笑不得，知道她是故意说气话，心里反倒松了点——愿意跟他置气，说明心里还惦记着。

    他放柔了语气，耐心解释：“丽娟是厂里的骨干，做事麻利，帮我处理不少杂事，纯粹是工作关系。你别瞎想，我心里就你和孩子。”

    “少来这套。”陈雪茹不吃他这一套，语气又硬了起来，“我不管你在那边干多大的事，今年过年必须给我回来！孩子盼着你，我也盼着你，你自己看着办！”

    何雨柱沉默了。他知道这次躲不过去。锦西的工作是重，但家更是根。他深吸一口气，咬了咬牙：“好，雪茹，我回去。今年过年，我一定回去。”

    “这还差不多。”陈雪茹的语气缓和了些，“早点买票，别到时候又说没票。”

    “哎，好，我这就安排。”

    挂了电话，何雨柱捏着听筒站了半天，窗外的雪还在下，把屋顶盖得厚厚的，像铺了层棉花。

    他走到墙边，看着那幅被红笔蓝笔标得密密麻麻的锦西地图，两年的光景在眼前过电影似的——

    刚来的时候，纸厂的车间里弥漫着纸浆的酸臭味，机器“哐当哐当”响得像要散架，工人师傅们蹲在墙角抽烟，眼里没一点光。

    他拿着图纸跟赵厂长熬夜改方案，带着技术员拆旧机器，跑遍周边公社收秸秆，手上磨出的茧子掉了一层又一层，才总算让纸厂的烟囱重新冒出像样的烟。

    后来接了全县的工业农业，磷肥厂的老设备换了新的，拖拉机厂能自己造零件了，制衣厂的花布衫卖到了邻县；田里的水渠修通了，盐碱地种上了蔬菜，海边的“土冷藏车”一趟趟往外卖鱼……老百姓见了他，不再是客气的“何主任”，而是热络地拉着他往家拽，要给他端碗热乎的玉米糊糊。

    这份答卷，他自己是满意的。可越满意，越觉得肩上的担子沉，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好不容易站稳了，总想着再往前多走几步。

    “过年回去待上十天，应该够了。”他喃喃自语，拿起笔在日历上圈住除夕那天，心里盘算着回去前要把几件事敲定：磷肥厂的新锅炉得盯着安装，海边冷库的选址得定下来，还有各乡镇报的春耕计划，得一一过目……

    时间在忙碌里溜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976年1月1日。锦西的雪下得更大了，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连空气都冻得发脆。何雨柱正忙着在会议室开新年第一个会，桌上摆着厚厚的材料，里面是各公社的冬春生产计划，他一边听汇报，一边在本子上记着要点。

    而几百公里外，周扬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周扬刚从食堂打了饭回来，手里还攥着半个馒头，嘴里嚼得正香，随手拿起听筒：“喂，我是周扬。”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传来一个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周扬同志，你好。我是辽宁省委的。”

    周扬嘴里的馒头顿了一下，这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