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一天天，一周周的过去。

    

    西克特以他惯有的冷静观察着，不仅观察环境，更观察着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面孔。

    政治理论课不再仅仅是忍耐的对象。

    

    西克特注意到，曼施坦因虽然依旧对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保持距离，但当课程内容涉及到“国家资源动员与分配”、“战时经济统筹”时，他记录的笔触会明显加快。

    

    西克特似乎开始将这套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作为一种独特的、可供分析的“国家战略机器”来理解，试图找出其运作的逻辑和潜在的效率节点。

    

    有一次，在关于“工农业剪刀差与原始积累”的讨论后，曼施坦因甚至在私下对西克特低语：

    

    “将军，如果新的德国政府能有效解决粮食和工业原料的调配问题，其战争潜力……或许不容小觑。”

    

    这是一种剥离了政治立场后，纯粹基于能力和资源的战略评估。

    古德里安的变化更为外显。

    

    他依然对政治口号有些不耐烦，但古德里安找到了一种将新思想“技术化”解读的方式。

    

    当学习到“人民革命军强调指战员主观能动性”时，他兴奋地将其与他梦想的装甲部队联系起来：

    

    “看！他们也需要基层单位在混乱战场上独立判断、快速反应！这正符合装甲突击对下级指挥官的要求！政治委员？如果他们不干涉战术细节，只负责确保士气，那或许也不是坏事。”

    

    古德里安甚至开始向讲课的政治教员提问——问题全都围绕着新技术兵种在“新军事体系”下的指挥权限和后勤保障。

    

    他的热情，正逐渐从对旧体系的怀念，转向对在新体系内实现其军事构想的可能性上。

    

    隆美尔则更注重实际效果。

    

    学院组织他们观摩了一次人民革命军的连级战术演习。演习中士兵展现出的高昂士气和灵活的班组协同，明显触动了他。

    

    放风时，隆美尔不再仅仅评价单兵素质，而是开始分析：

    

    “他们的政治动员，确实能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这比单纯的命令更有效。他们的部队纪律虽然有些繁琐，但确实有助于维持战线后方的稳定。”

    

    隆美尔私下里对西克特坦言：

    

    “将军，我依然不怎么认同他们的主义，但我无法否认，他们找到了一些……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方法。一个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士兵，更难被击溃。”

    

    对隆美尔而言，能提升战斗力的东西，就值得严肃对待。

    即使是冯·洛索夫这样顽固的老派人物，在一次次读到关于共和国如何利用“生产建设兵团”修复铁路、如何在资源极度匮乏下通过配给制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报道后，也不再轻易地斥之为“胡闹”。

    

    一次晚餐时，冯·洛索夫难得地没有抱怨食物，而是望着窗外已然恢复秩序的柏林街道，喃喃道：

    

    “至少……他们没有让整个国家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看起来比我们最后那几个月做得要好一些。”

    

    这是一种很低的要求，但相比于最初的完全否定，已经是一种微妙而现实的变化。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前近卫军将领冯·德·戈尔茨男爵就是铁杆的抗拒者。

    

    他将发放的学习材料直接垫在床脚下，公开宣称“绝不与弑君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同流合污”。

    

    在小组讨论中，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新政权的一切政策，认为这都是“粗鄙者的胡闹，必将导致德意志文明的彻底毁灭”。

    

    他的周围聚集了几个同样态度强硬、以“忠于皇帝”自居的年轻贵族军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散发着负面情绪的孤岛。

    对于冯·德·戈尔茨这类明确且公开的抗拒者，学院方面的应对方式冷静而高效。

    

    一名安全委员会的军官会单独找他谈话：

    

    “冯·德·戈尔茨先生，学习和反省是你们当前唯一的任务。

    

    公开的敌意和煽动性言论，不仅违背了韦格纳主席给予你们机会的初衷，也触犯了共和国的安全条例。

    

    继续这种行为，将导致你个人待遇的改变，以及可能的……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