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民革命军经过奥地利战役的锤炼，其装甲战术、步兵协同和军官素质，已远超我军。在缺乏英国明确支持和我们自身经济军事实力未恢复的情况下，贸然施压可能适得其反。”

    两派在议会和内阁中僵持不下，导致法国的对德政策陷入了一种“积极的瘫痪”这种奇妙的反应里——高声的谴责与低水平的实际行动并存，无法形成统一、连贯、有力的战略。

    而就在这统治阶层的争吵与犹豫之间，法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正在蓬勃发展。

    经济困境、战争创伤后遗症、对腐败政客和发战争财的工业巨头的普遍怨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德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奥地利迅速而成功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法国的无产阶级。

    在里昂的纺织厂、圣埃蒂安的矿区、巴黎郊外的雷诺汽车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们不仅要求提高工资、改善条件，更开始提出政治诉求：

    停止对反革命政权的资助、削减军备开支用于民生、乃至学习“柏林和维也纳的兄弟”，建立真正的工人代表会议。

    街头，红旗与《国际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的影响力迅速扩张。

    不安在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弥漫，他们既害怕红色德国的外部威胁，更恐惧“赤色瘟疫”从内部吞噬法兰西。

    于是，在1922年新年的钟声里，英法这两个曾经的协约国核心，对中欧崛起的红色巨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应对姿态：

    一个在英镑的响声中权衡利弊，暂时选择有限接触与观望；另一个则在自身的经济伤口、政治分裂和社会革命的暗流中痛苦挣扎，既无力挽回奥地利的败局，又对未来的威胁与内部的动荡感到深深的恐惧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