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必须是在医生的严格监督和安排下，作为‘治疗的一部分’，而不是‘带病坚持工作’。

    我想列宁同志和您都能接受这个科学的折中方案。”

    托洛茨基的脸上露出带着些疲惫但又有些轻松的神色：

    “科学……这是个好词。

    有时候，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太习惯于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反而忘了有些问题本质上只是科学问题、人的问题。”

    “韦格纳同志，我，以及此刻在莫斯科许多内心焦虑的同志，必须感谢您和德国同志们。”

    韦格纳放下茶杯：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本就是战友。

    面对资本家旧世界的围剿时是，面对疾病和死亡时也应该是。

    国际主义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在同志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那么，我们谈谈接下来的安排。

    列宁同志这边，德国同志们可以尽快开始制定详细的疗程方案了，我们需要协调专列、沿途安保、在柏林的住所和医疗场所等等。

    这大概需要几天时间。

    这几天我们应该举行一次更正式、规格更高的双边会议？

    把一些更重要、更长远的事情摆到桌面上来谈一谈。”

    韦格纳点点头：

    “我完全同意。我们可以围绕几个关键领域展开：

    第一，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互补与贸易协定；第二，关键工业领域的技术合作与标准协同；第三，面对当前欧洲局势，必要的战略沟通与安全协作。”

    托洛茨基显然也思考过这些问题，

    “具体议题，可以让双方的工作组明天就开始对接。至于正式会议，我看可以安排在三天后。那时列宁同志启程的准备工作也大致就绪了，我们可以更专注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