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下旬，北大西洋，法兰西岛号邮轮

    “法兰西岛”号优雅的白色船体划破大西洋海面，烟囱吐出的浓烟在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轨迹。

    头等舱的舞厅里依旧飘出爵士乐，但对于甲板下层和三等舱的许多乘客而言，这趟航程并非度假，而是一次充满焦虑与不确定性的迁徙。

    经济危机的寒流比墨西哥湾流更彻底地冻结了许多美国人的生计，也驱使着他们将目光投向传闻中风景独好的彼岸——欧洲，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正在以惊人速度重建、并宣称“没有失业”的红色德国。

    斯诺倚在三等舱吸烟室的栏杆旁，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三个月动身，自费支付了这趟航程的费用。

    编辑鲍威尔在批准他“提前打前站”时那句“报社薪水可只从九月算起”的提醒言犹在耳，但斯诺觉得，要真正理解十月的科技大会，他必须看看“平常”的德国，看看那些被危机驱赶而来的同胞们眼中的德国。

    吸烟室里和附近的甲板上，聚集着不少面容疲惫、衣着朴素但收拾得尽量体面的美国人。

    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伴随着海风飘进斯诺的耳朵：

    “…埃森的钢铁厂还在招工…”、

    “…柏林那边的公寓，说是按家庭人口分配…”、

    “…必须先去巴黎办过境，德国领事馆说这样最快…”

    斯诺掏出笔记本和铅笔，走近一群正在分享一包廉价香烟的男人。

    他表明了记者身份，表示想了解他们去欧洲的原因。

    起初人们还是有些警惕的，但或许因为同是美国人，又或许因为积郁需要倾诉，他们逐渐打开了话匣子。

    第一个开口的是托马斯·米勒，四十岁左右，原印第安纳州芒西市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头。

    “为什么去德国？”

    米勒苦笑一声，狠狠吸了口烟，

    “因为在芒西没活路了。厂子关了，老板说订单没了，信贷断了。我技术还在，但整个中西部，像我这样的机械师、装配工，成千上万地闲着。

    领了几个月救济，眼看就没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

    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德英双语的招工传单，来自“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国际工人交流办公室”，上面罗列着埃森、多特蒙德、马格德堡等地工厂急需的工种：

    熟练钳工、电工、焊工、火车司机……承诺根据技能评定提供与德国同级工人相等的工资、标准住房、医疗保险及子女教育机会。

    “它出现在我们工会办公室外面，天知道是谁贴的。一开始都觉得是骗局，赤色宣传。

    可后来，厂里原来的几个德国裔老工人，他们联系了老家亲戚，回信说…那边是真的缺人手，工厂日夜不停，工资是实物加‘劳动马克’，购买力稳定，房租便宜得吓人。”

    米勒眼神复杂，

    “我知道那边是共产党当家，跟咱们不是一路。可我管不了那么多，先生。我得养活老婆和三个孩子。

    那边有条活路，有份能用上我手艺的、稳定的工作，这就够了。政治？让华盛顿那帮老爷们操心去吧。”

    旁边一位年纪稍长、戴着破旧呢帽、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清了清嗓子。

    他是罗伯特·詹金斯，前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小银行的信贷员。 银行破产后，他失去了一切。

    “米勒先生是为了工作，我…或许还为了点别的。”

    詹金斯声音低沉，带着苦涩的自嘲，

    “我审核过无数贷款，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果这只手把我们所有人都掐得快断气了。

    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眼前’，可我在德国的报纸翻译文章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说法。

    他们那个领导人，韦格纳，几年前就预测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说这是制度性的，无法避免。

    当时我觉得是无稽之谈，现在…”

    他摇摇头，“他们那边没有股市崩盘，因为根本没有我们这样的股票市场。

    银行是国家所有，不会挤兑倒闭。物价受控制。

    听起来像是失去了自由，但看看我们现在的自由——自由地失业，自由地失去家园，自由地在街头瑟瑟发抖。

    我想亲眼去看看，一种没有周期性大萧条的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就算它是建立在我不喜欢的主义之上。

    我妻子是教师，德国那边也在大力扩建学校，或许她也能找到机会。”

    第三个说话的是个年轻人，叫比利·霍根，来自堪萨斯破产的农场。

    他的理由更直接：

    “家里农场被银行收走了，我的父亲没熬过去。”

    比利的眼圈微红，迅速扭头看向大海，

    “我听说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