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个闷热的午后。

    圣丹尼区一家咖啡馆的角落里，斯诺正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笔在笔记本上飞快的记录着。

    窗外，街景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分裂感：

    不远处法共组织的人民食堂前，队伍井然有序，法共的同志们正对民众们分发着简单的面包和汤食。

    几乎在同一时间，圣安东尼工人俱乐部内，让诺的办公室。

    一份简短的报告放在他的桌上，旁边是刚刚送来的、关于意大利南部剿匪进展和英国格拉斯哥码头工人酝酿联合罢工的最新情报。

    报告是关于一个美国记者的。内容很简短：

    姓名埃德加·斯诺，乘船自纽约经勒阿弗尔入境，持有效记者签证，登记住址在左岸一家小旅馆。

    过去几天里的活动范围遍及巴黎多个区域，重点采访对象为下层市民、失业者、退伍军人。采访内容据侧面了解，多围绕生活困境、对时局看法、对南北差异的感知。

    暂无证据显示其与任何外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

    让诺按铃叫来了负责内部安保与情报汇总的同志。

    “这个美国人，斯诺，你们评估如何？”

    “目前看，更像一个真正的好奇者，或者说，一个被我们时代的巨大动荡所吸引的观察家。

    他在美国写的文章我们通过国际渠道调阅过一些，对底层劳动者困境有持续关注，批评资本主义弊端，但尚未发现明确的党派倾向。

    他对我们同志的采访，问题集中在个人遭遇和社会不公，没有刺探我们组织状况的迹象。”

    “被采访的同志呢？”

    “情绪稳定，对记者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但也流露出希望外界了解真实法国困境的意愿。

    报告结束后，他已按照程序，不再主动接触该记者。”

    让诺沉思着。一个来自危机核心国度、关注社会问题的记者，在这个敏感时期深入巴黎……是单纯的职业行为，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前奏？

    柏林方面没有就此人有任何特别指示，但共产国际美国支部的同志曾简略提及，美国有一些进步记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

    “先继续保持观察吧，”让诺指示，

    “在不引起他警觉的前提下，注意他的安全。

    南边那帮疯狗（指法国政府及极右翼团体）最近越来越焦躁，如果他们把这样一个外国记者当成靶子，会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留意他是否试图接触我们这边的人。”

    “是。”

    又过了几天。斯诺的笔记本越来越厚，但一个核心的缺失感也越来越强：

    他看到了危机下的痛苦，听到了抱怨和隐约的向往，却始终未能直接接触到这场可能改变法国乃至欧洲命运的革命运动的核心驱动力——法共的高层。

    

    斯诺尝试通过一些左翼文化人士旁敲侧击的打听消息，但得到的回应要么是谨慎的沉默，要么是泛泛而谈。

    终于，在又一次与一位同情左翼的大学讲师告别时，斯诺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

    “教授，如果一个人，一个诚实的记录者，想真正了解现在巴黎……另一面的想法，他该去哪里寻找？或者，向谁提出请求？”

    讲师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快速说：“斯诺先生，如果你想……或许可以去圣安东尼区的工人俱乐部看看。

    那里是工会之家。但我不保证什么，也请你不要提起我的名字。”

    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翌日，斯诺来到了圣安东尼区，他找到了那栋挂着好几个工会牌子的建筑——圣安东尼工人俱乐部。

    在门口，他被臂戴红色袖标的工人卫队成员礼貌但坚定地拦下。

    斯诺表明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和来意：

    “我想了解法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危机中的真实状况和组织情况，希望有机会进行采访法共的领导人同志。”

    卫队成员让他稍等，进去汇报。

    片刻后，一个看起来像是负责人的中年男子出来，仔细检查了斯诺的证件，询问了几个关于他此前报道和此行目的的问题，态度严肃但不算敌对。

    “斯诺先生，你的请求我们会记录下来并向上汇报。但这里不接受未经预约的采访。

    请你先回去，不要在此逗留。如果有进一步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中年男子的语气不容置疑。

    斯诺知道今天是不能再进一步了，对中年男人道谢后离开。

    消息以比斯诺想象更快的速度，经过层层筛选和评估，再次送到了让诺的书桌上。

    这次的报告附上了更详细的关于斯诺近期全部活动轨迹的汇总，以及门口负责人对他的初步印象评估：

    “态度看似诚恳，目的表述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