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希特回到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时，额头上的细汗仍未完全干透。

    韦格纳主席的批评言犹在耳，字字千钧，将他原先那种“总体平稳、个别问题”的自我感觉彻底击碎。

    他固然有老好人的一面，不愿轻易得罪人，处事追求四平八稳，但本质上，他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对上级的指示，尤其是来自韦格纳这样他由衷敬重的领袖的明确指示，执行起来向来不折不扣。

    回到办公室后，里希特没有耽搁，他立刻让秘书通知所有在柏林的委员、各司局主要负责人，半小时后召开紧急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气氛一开始就异常凝重。里希特没有像往常那样先肯定成绩，而是直接传达了韦格纳主席的谈话精神，特别是对教育系统存在的“特权苗头”、“教师纵容特殊化”、“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的严厉批评。

    他罕见地没有掩饰自己的检讨：

    “……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我作为主要负责同志，认识不清，抓得不力，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在此向党组同志检讨。

    当前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关系到我们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社会主义教育阵地会不会变质的重大原则问题！”

    里希特越说越激动，原先的“软”被一种知耻后勇的坚决所取代：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开展一次覆盖全系统的、深入的调查和思想整顿！

    这不是一般的检查，是整风！

    要自查自纠，更要发动群众监督。重点查学校领导、教师队伍中，有没有看人下菜碟、有没有纵容甚至讨好干部子女、有没有因学生家庭背景而区别对待、有没有丧失无产阶级教育工作者立场的言行！

    各司局立刻拟定方案，明天我要看到初步计划！

    宣传司要配合《红旗》等党内刊物，准备批判文章，营造舆论氛围。

    督导司要立即组织力量，选择不同类型学校进行摸底调研，我要真实情况，不要粉饰太平的报告！”

    会议一直开到午后。

    散会后，整个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电话铃声、急促的脚步声、激烈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一场针对教育系统思想作风和特权现象的大摸底、大整顿，就此拉开序幕。

    文件草拟、调研安排、宣传计划……各项工作火速铺开。

    里希特虽然挨了批评，但行动起来的效率却让下属们暗暗心惊，也真切感受到了此次整顿的不同寻常。

    与此同时，在柏林东区韦格纳儿子的幼儿园那间向阳的教师办公室里，窗台上几盆天竺葵开得正艳。

    克劳泽女士——也就是弗雷迪口中的“克劳泽老师”——正端着一杯微凉的花茶，和对面另一位年轻些的教师莉丝贝特闲聊。

    午后的阳光照进来，给办公室镀上一层慵懒的金色，但克劳泽女士的心情却不像天气这般明媚，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情绪。

    克劳泽女士约莫三十多岁岁，衣着得体甚至略显考究，呢子裙一丝不苟，头发烫成时髦的波浪，说话时总是微微扬着下巴。

    她出身于一个旧职员家庭，父亲曾是某小事务所的文书，母亲则一直以维持“体面”生活为己任。

    革命后，她凭借原有的文化基础，经过短期培训成为幼儿教师。

    对她而言，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更是一份维持她所珍视的“体面”和“秩序”的职位，也是她观察和融入“新社会”的窗口——当然，是带着她自身固有尺度的窗口。

    “莉丝贝特，你说说看，”

    克劳泽抿了口茶，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惯常的点评腔调，

    “咱们这班孩子，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尤其是有些孩子，家里没什么管教，养得野得很，主意还特别大。”

    莉丝贝特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姑娘，脸庞圆润，眼神清澈，她顺着话头问：

    “您是说……？”

    “还能有谁？”

    克劳泽放下茶杯，用修剪整齐的指甲轻轻点了点桌面上一份学生基本情况表，目光落在卡尔·弗雷迪那一栏。

    档案上父母职业一栏简单地写着“工人”。

    这是韦格纳和安娜的明确要求，也是组织规定，高级干部子女入学登记需淡化父母职务。

    “就那个卡尔·弗雷迪。

    你看看他父母，都是工人，按理说，工人阶级的孩子应该最朴实、最听话才对。

    可他呢？顽劣得很，独立性强得过头，简直不像个四岁的孩子。

    主意正，不服管，还总喜欢出头，拉帮结伙似的。”

    克劳泽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点优越感的味道：

    “我对班里每个孩子家里情况，那是要心里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