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里，弗朗索瓦陪同斯诺走过了更多巴黎的街道。

    他们走过曾繁华无比的里沃利街。

    那些巨大的百货商店，如今橱窗空空如也，巨大的招牌被取下，或被简陋的红布横幅覆盖。

    上方悬挂的新牌子上用朴实的字体写着“第三区工会联合委员会”和“计划供应中心第12分配点”。

    门口不再有衣着光鲜的顾客和殷勤的门童，取而代之的是排着长队、手持配给券的市民，以及进出搬运物资、步履匆匆的工人民兵。

    斯诺看到，商店内部富丽堂皇的大理石装饰和旋转楼梯依旧，但曾经陈列奢侈品的柜台现在堆放着成袋的面粉、豆类或一摞摞灰色工装。

    在银行区，那些银行大楼厚重的铜门紧闭，窗口钉上了木板。

    大理石外墙上，过去镌刻的银行家名字或家族徽章被凿去一些建筑门口有持枪的工人卫队把守，挂着“财政人民委员部临时清算处”或“敌产接收与管理委员会”的牌子。

    弗朗索瓦告诉斯诺，里面正在进行极其复杂和混乱的账目清理、资产冻结和债务处理工作。

    “很多银行家和大资本家逃往了波尔多或国外，留下了烂摊子，但也留下了来不及转移的黄金、证券和账本。

    我们要理清这些，弄清楚哪些是剥削所得应该没收，哪些可能涉及普通储户的权益需要审慎处理。”

    他们还远远望见了杜伊勒里宫。

    如今屋顶飘扬着红旗，入口处沙袋工事尚未完全拆除，身着深色军装、装备精良的士兵肃立警戒。

    这里现在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安全部门的驻地，闲人免近。

    “权力确实转移了，”弗朗索瓦语气复杂，

    “从那些装饰华丽的议会大厅和沙龙，转移到了这些还带着战场硝烟味的宫殿房间和军营式的办公室。

    但愿这权力能真正用于服务创造它的人民，而不是孕育新的官僚城堡。”

    卢浮宫的经历则让斯诺心情更为微妙。博物馆基本完好，免费向公众开放。

    入口处巨大的新标语牌上写着：“劳动人民艺术遗产的回归——一切人类文化瑰宝属于它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全世界劳动者。”

    参观者众多，多是工人、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许多人显然是第一次走进这里。

    他们在《蒙娜丽莎》或《自由引导人民》前驻足，低声议论，眼神中充满好奇，或许还有一丝陌生的自豪感。

    “艺术在被重新定义和阐释，”斯诺想，“它正被努力编织进新的叙事，服务于劳动人民。”

    在昔日的富豪聚居区，变化更为直观。许多豪宅大门紧闭，花园荒芜，窗玻璃破碎。

    一些则被征用，门口挂着“第8区工人子弟托儿所”、“社区卫生站”或“革命干部学校（第三分院）”的牌子。

    斯诺和弗朗索瓦曾获准进入一所被改为临时诊所的前贵族府邸。

    屋内摆放着简易的病床，精美的壁炉前堆放着医疗物资，曾经挂满祖先肖像的走廊墙上，现在贴着人体解剖图和卫生宣传画。

    一位忙碌的护士对斯诺说：

    “这里阳光好，房间大，比过去的贫民诊所强多了。就是打扫起来真费劲。”

    护士语气里有一种朴实的实用主义。

    一天下午，斯诺他们路过一个街心广场，恰逢一场公开的“革命法庭”宣判大会。

    临时搭建的木台周围挤满了情绪激昂的群众。

    台上，几名由工人、士兵和党代表组成宣判委员会正在宣读对一批

    “反革命破坏分子、投机奸商和旧政权残酷警察头目”的判决。

    他们的罪状包括囤积居奇导致粮价飞涨、在工厂破坏生产、以及革命期间镇压示威者。

    审判过程很快，最终，多数人被判长期强制劳动改造，但有三人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以儆效尤”。

    宣判结束后，那三名面如死灰的被判死刑者被押往广场另一端一处废弃的围墙边。

    人群跟着移动，发出愤怒的呼喊。

    不久，枪声响起，干脆利落。

    人群先是一静，随后爆发出更响亮的、夹杂着解脱与复仇快感的呼声。

    斯诺用手里的相机记录下这一幕：

    阳光下飞扬的尘土，墙上瞬间增添的深色污迹，行刑队转身离开时平静的脸，以及人群中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举着一个褪色的相框，里面是一个年轻人的照片，嘶哑地喊着：

    “为了我儿子！为了我儿子！”

    弗朗索瓦低声对斯诺说，为了帮助建立更规范的审查和司法程序，一批来自德国的同志已经抵达巴黎。

    几天后，斯诺真的见到了这样的“德国同志”。

    在参观一个由德国援助物资和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