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海里。

    艾尔娜轻轻说：“他是林茨人吧。”

    赫尔曼点了点头。

    他低头看见柜台上不知谁遗落的一枚硬币，在早晨的阳光里闪着暗淡的光。

    九点半，报亭前的队伍终于散了。

    赫尔曼这才有时间给自己冲一杯咖啡，靠着亭壁慢慢喝。

    艾尔娜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把今晨收来的硬币一枚一枚码进纸盒。

    “你看，”艾尔娜忽然对丈夫说，

    “那个学生，站在那里快二十分钟了。”

    赫尔曼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报亭斜对面的电车候车亭里，站着一个穿灰色学生制服的少年，十六七岁模样，手里捧着一份卷边的《红旗报》，正在读第三版。

    第三版是林茨案的深度报道，配了一张通缉令照片的缩印版——克劳斯·冯·艾兴多夫被捕前的档案照。

    少年盯着那张照片，眉头拧得很紧。

    一辆电车叮当作响地驶来，候车的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少年没有动。他读完克劳斯的部分，翻到第四版，继续读《林茨的镜子》。

    又一班电车来了，又走了。

    第三班电车来的时候，少年终于把报纸折好，塞进书包侧袋。

    他没有上车，而是转身走向不远处的公共电话亭。

    赫尔曼听不到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只看见他握着话筒的手很紧，肩膀微微弓着。

    电话打了很久。挂断时，少年的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走过报亭时，问赫尔曼：

    “同志您好，请问还有今天的柏林日报吗？”

    “小同志，今天的报都卖完了，”

    赫尔曼指指架子上仅剩的两份《人民画报》，

    “你要的那份，要等一会才能送来了。”

    少年看了赫尔曼一眼，又看了看那空了大半的报刊架，自顾自的和赫尔曼闲聊了起来。

    “我父亲是区政府办公室的。”

    少年低着头，用鞋尖蹭着地上的一片落叶。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晚。我妈问他吃了没有，他不说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一句。”

    他抬起头。

    “他说：‘1925年那份物资调拨单，我签过字。’”

    赫尔曼握杯子的手停住了。

    “他什么都没做过。”少年的语速忽然变快，

    “他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没有帮任何人走过私，他甚至不认识那个人。

    他说那时候他只是个科员，上级拿来的文件，他签、盖章、归档，一天几十份，根本不会去查那家工厂到底生产什么。”

    “但是签字的是他的名字。”

    他停下来。

    “他说，这六十四万马克，每一笔审批单上，都有他这样的科员的签名。

    冯·艾兴多夫处长一个人批不出这么多物资，

    他需要很多人——需要归档的、核验的、对账的、发货的——每个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每个人都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但每一份物资，都是这样被他们每个人批走的。”

    电车来了。这是今天的第四班电车了。少年终究还是没能等来今天的柏林日报。

    少年上了车，隔着车窗，赫尔曼看见他靠着立柱站着，书包抱在胸前，下巴搁在书包上，眼睛望着窗外飞快后退的街景。

    中午十一点，太阳穿透云层，在街面上铺开一片淡金色的光。

    赫尔曼趁这个空当，从柜台下摸出自己的保温饭盒，打开盖子，里面是艾尔娜今早做的土豆浓汤和黑面包。

    他刚咬下第一口面包，又有人站在了窗口。

    是个穿邮差制服的中年人，车后座绑着满满当当的帆布袋，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赫尔曼同志，”邮差喘着气，

    “今天上午跑了七个街区的送报点，六个卖空了。《人民报》还有吗？就一份也行。”

    赫尔曼看了看空荡荡的架子，摇摇头。

    邮差失望地叹了口气，正要转身，赫尔曼叫住他。

    “我这里有一份，”他从柜台下抽出一份边角已经卷起的《人民报》，

    “今早自己留着看的，你要不嫌弃……”

    邮差一把接过，连声道谢。他没有走，就站在亭边，快速翻到第五版。

    第五版是读者来信专版，通常刊登一些关于社区建设、工厂管理的群众建议，温和、具体、不涉及宏观政治。但今天的第五版不同。

    通栏标题：

    《读者呼吁：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