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晚七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站在窗前，手里捏着隆美尔刚发来的电报。

    “增援部队已到，部署完毕。三日后向南推进，里加围而不打。波罗的海战役，预计一周内结束。”

    韦格纳读完电报，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把电报放在桌上，走回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摊着另一份文件。

    那是他几天前写到一半的稿子，标题是：

    《关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思想作风教育整顿的初步设想》

    旁边还放着几本厚厚的笔记——那是施密特这几天送来的各地调研报告，关于干部作风、群众反映、官僚主义苗头的第一手材料。

    韦格纳拿起笔，想继续写下去。

    但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

    不是写不出来。是他脑子里的事太多了。

    韦格纳放下笔，揉了揉眉心，他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

    欧洲的轮廓在灯光下格外清晰。

    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苏联、波罗的海三国……红色的区域正在一步步地扩大，逐渐向世界上延伸。

    韦格纳的目光没有停在欧洲。

    “任重道远啊。”他喃喃说。

    韦格纳看了半晌后坐回位置上拿起笔，在稿纸的第一行下面，写下了一行新的字：

    “第一阶段：教育。让每一个党员重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他停了一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十一年前，似乎每个共产党员都很清楚。

    但十一年后，有些人心中的答案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

    不是他们变坏了。是环境变了。

    革命时期，天天在街上走，天天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敌人盯着你，天天有危险悬在头上。

    那种环境，逼着你清醒，逼着你朴素，逼着你不敢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现在呢？办公室，文件，会议。

    离群众越来越远，离危险越来越远，离初心也越来越远。

    所以需要教育。

    不是上大课，不是念文件，不是写心得体会。

    是真正地停下来，想一想，问一问自己。

    “当官到底是为了什么？”

    韦格纳继续写：

    “第二阶段，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政治审查。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但要摸清，知道谁可靠，谁摇摆，谁已经烂了。”

    施密特给韦格纳的的方案里就提过这个。

    韦格纳同意他的意见，但他加了一条：

    “审查结果，不公开，不扩散。

    只作为组织掌握的参考。必须让本人知道结果，必须签字确认。

    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可以向党组织申诉。”

    这是保护。也是震慑。

    让你知道，组织在看着你。

    “第三阶段，制度。重新设计权力运行的轨道，让权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施密特交上来的文件当中说的

    “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的事。

    韦格纳想了想，在旁边加了一行批注：

    “五年太久，只争朝夕。先从最容易的做起：

    干部交流轮岗、财务公开透明、群众评议常态化。

    试点先行，逐步推开。”

    韦格纳放下笔，看了看墙上的钟。

    十九点四十九分了。

    窗外的灯火还亮着。

    韦格纳再次站起身，走到窗前。

    柏林十一月的夜，清冽如水。

    他想起1918年11月，也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他和同志们守在304高地上，等着黎明的到来。

    十一年后，他站在这里，手里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正在扩张的阵营。

    但他心里最重的，还是那个念头。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能再让资本家秽土转生来统治人民。

    不能再让革命者变成新的官僚阶级。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

    拿起笔，继续写。

    “第四阶段，传承。让下一代记住我们走过的路。”

    不是开大会，不是写教材，不是喊口号。

    是让每一个党员，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孩子养。

    让他们和工农子弟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打架，一起和好。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只有人民的子弟。

    “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律就近入学，不得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