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很微弱。

    “我在这儿。”马尼乌握住他的手。

    波普想说什么，但嘴唇张了几下，只发出了几个含混的音节。然后他的身体又痉挛了一下，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马尼乌蹲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一动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铁门又开了。那四个穿制服的男人走过来，把波普从地上拖起来，架着走了出去。波普的头垂在胸前，腿在地上拖着，留下两道浅浅的血痕。

    铁门关上了。

    马尼乌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手上还沾着波普的血。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把手上的血在褥子上擦了擦。然后他低下头，把脸埋在手心里。

    他没有哭。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

    接下来的几天马尼乌没有再见科德雷亚努。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被拖进他的房间，扔在地上，让他看。

    不是同一个人。每一次都是不同的面孔。

    有的是他认识的——民族农民党的议员、地方官员、工会领袖。有的是他不认识的——年轻的大学生，穿工装的工人，甚至还有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男孩。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伤。有的轻一些，只是脸上有淤青、嘴角有血痕。有的重一些，断了胳膊、断了肋骨、站都站不起来。

    还有的已经不会说话了，只会不停地呻吟，眼睛空洞地瞪着天花板，像一具还没有完全死去的尸体。

    马尼乌知道这是在告诉他：你看，你不签字，受罪的就不是你一个人。你扛得住，他们扛不住。

    马尼乌坐在床边，看着那些被拖进来又拖出去的人，一言不发。

    他的手在发抖。

    他在愤怒。

    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涌的、几乎要把胸膛烧穿的愤怒。

    他想站起来，想冲出去，想抓住科德雷亚努的脖子问他：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良心？那些人做错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想要一块地，想要一份工资，想要活着——就这些，就这些而已！

    马尼乌坐在床边，看着那些人被拖进来，又看着那些人被拖出去。

    而在马尼乌看不见的地方——在这栋大楼的其他房间里，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拘留所里，在克卢日、雅西、蒂米什瓦拉、康斯坦察——审讯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

    马尼乌没有被用刑。不是因为他运气好，是因为科德雷亚努不敢。

    马尼乌太有名了。他在罗马尼亚的声望太高了。杀了他，或者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伤痕，卡罗尔二世没法向外界交代。

    马尼乌可以死，但不能死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

    他只能死在监狱里，“因病去世”，或者“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这些都是体面的死法，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米哈伊·波普，民族农民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被关了三天之后，死在了审讯室里。

    官方记录上写的是“心脏骤停”。但参与审讯的人私下里说，他是在被连续审讯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又被电击了三次，心脏承受不住了。

    格奥尔基·米罗内斯库，前首相，马尼乌的亲密盟友，七十一岁。

    他没有被打——打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传出去不好听。

    但他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的温度里关了五天。他被放出来的时候，浑身发紫，已经说不出话了。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但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维克多·布内斯库，议会党团领袖，四十五岁。他是少数几个扛住了没有开口的人之一。秘密警察把他吊起来，用浸了盐水的鞭子抽他，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了黑海沿岸的秘密监狱，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康斯坦丁·蒂特尔，布加勒斯特市委负责人，三十八岁。他没有扛住。在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之后，他开口了。

    他说出了几个名字，几个地址，几个联络方式。第二天，又一批人被捕了。其中有一个是他大学时的同学，两个人曾经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过马克思和列宁。

    蒂特尔变节之后，被秘密警察放了出来。他们让他继续跟以前的人保持联系，继续参加地下活动，然后把每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都报告给秘密警察。

    他照做了，而这样的人，不止蒂特尔一个。

    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一个人开口了，他供出来的名字被逮捕了，新的人被带进来，新的人又开口了。链式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倒一片。

    有些变节者后来被秘密警察发展成为线人，穿着便衣，回到原来的单位、原来的社区、原来的朋友圈子里，继续替秘密警察搜集情报。

    但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