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的基础是什么？是两个国家的人民，过着差不多的日子。

    两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差不多的时候，战争就没有了土壤。

    一个美国工人不会想去打死一个德国工人，因为那个德国工人和他一样，早上七点起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回家陪孩子，周末去公园。他们有什么好打的？”

    “但是——如果美国工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拿的工资只有那么一点点。

    而德国工人每天工作七个小时，拿的工资能买肉、能买衣服、能送孩子上大学。美国工人会怎么想？他会想——凭什么？然后他会问——是谁让我这么苦的？”

    “所以，肯尼迪先生，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是一个分配问题。

    只要你们的资本家还在压榨你们的工农无产阶级，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和平共处的。”

    肯尼迪沉默了片刻。

    “韦格纳主席，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很美好。但我问你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的无产阶级理念，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人难道没有私心吗？人难道不想比别人过得更好吗？人难道不想给自己的子孙留下更多的东西吗？你们的制度，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实现。”

    韦格纳没有反驳。

    他伸出手，从办公桌的一角拿过一份报纸——《柏林日报》，今天的日期。他把报纸翻到头版，放在桌上，推到肯尼迪面前。

    头版上有一张照片。那是一排新建的工人住宅，六层楼，浅灰色的外墙，窗户明亮，楼下的空地上有几个老人在下棋，几个孩子在玩耍。

    “你看这张照片。这些房子，是一九三三年盖的。住在这里的人，是柏林一家电机厂的工人。

    以前他们一家五口挤一间屋，没有热水，没有厕所。

    现在他们住在这里，三间房，厨房，厕所，热水，暖气。他们的孩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

    韦格纳把报纸翻到第二版。另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台机器前，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个试管。

    “这个姑娘，叫埃尔娜。她父亲是矿工，死在肺病上。她母亲在工厂里干活，当时退休的时候拿到的钱只有一点点。埃尔娜十三岁进工厂，做的是最累的活。

    在新德国成立之后，她去上了夜校，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化学。现在她在柏林一家制药厂做质检员。她的工资和她部门里的男同事一样多。”

    他把报纸合上，放在一边。

    “肯尼迪先生，你问我无产阶级理念能不能实现。

    我给你看了这些照片。这不是宣传——这是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改变。你可以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找到千千万万个埃尔娜，千千万万个住进新房子里的工人家庭。这不是看上去，这是已经发生了。”

    肯尼迪的目光在那张被合上的报纸上停留了片刻。

    “韦格纳主席，这些确实了不起。但在美国，我对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未来不看好。共产党在美国算不上一个大的势力。你们在欧洲的成功，不一定能在美洲复制。”

    韦格纳微微歪了一下头，

    “肯尼迪先生，一九二九年，美国共产党有多少党员？”

    肯尼迪想了想。他不是一个研究美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但作为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银行家，他对这些数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大概一两万吧。”

    “一九三五年呢？现在，今天？”

    肯尼迪的眉头微微拧了一下。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答案。

    “也许——七八万？”

    “据我所知，”韦格纳的声音不紧不慢，“是超过十九万人。而且这还不算那些在工会里、在失业工人组织中、在各个城市的工人运动里受到共产党影响但没有正式入党的人。如果算上这些人，数字要翻几倍。”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六年的时间。大萧条最严重的六年。你们的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眼前’，你们的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而美国共产党在这六年里，党员人数翻了几番，因为你们的工人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人，不需要别人宣传，他自己会去找出路。”

    “韦格纳主席，你说的这些数字，我不否认。

    但党员人数翻几番，不代表他们能夺取政权。美国不是德国，美国不是俄国，美国不是英国。美国有自己的传统——”

    

    “肯尼迪先生，”韦格纳的声音放轻了，“有些事情，不是看上去怎么样的。你要去做了，才能分辨这是不是一条可以接着走下去的路。”

    “一百年前，有人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说，‘工人永远不可能有投票权’。

    五十年前，有人坐在柏林的客厅里说，‘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