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柏林潘科夫区，韦格纳家中。晚八时。

    

    韦格纳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最新的内务部情况汇总。

    报告显示，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舆论争议已经基本平息。几家之前刊登过“建议”文章的小报要么停了刊，要么换了主编。

    

    四十七个人，二十九名下放劳改，十一人调往边远地区，七人从轻处理。

    另案处理的一人正在等待司法审判，韦格纳把报告放在桌面上，他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他想起了那些被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也许在梅克伦堡的农场上，也许在哈尔茨山的矿洞里，也许在波罗的海的渔船上。

    他们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茶淡饭，干着他们从来没有干过的重活。

    他们的手会起泡、流血、结茧。他们的背会疼、腰会酸、腿会肿。

    他们会骂他，会骂台尔曼，会骂这个国家。但他们也会在某个晚上，躺在硬板床上，看着窗外的星空，忽然想起——那些他们曾经嘲笑过的、看不起的、觉得“粗鄙不堪”的工人和农民，和他们吃着一样的饭，睡着一样的床，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那时候，他们也许会开始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比他们高贵在哪里？

    

    韦格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他知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靠文凭和职称定义的，是靠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民的感情定义的。没有这两样东西，文凭只是废纸，职称只是标签罢了。

    

    韦格纳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远处的天际线上，有几盏灯在亮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拉上窗帘，关掉客厅的灯，走进卧室，躺下来，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威廉二世的审判还要继续准备，美帝的军工机器还要继续盯着，英国流亡政府的动向还要继续追踪。

    那些被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他会让台尔曼定期报告他们的表现。如果他们真的转变了，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了，他会考虑让他们回来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时。

    柏林，人民法庭。

    这座法庭去年才落成。灰色的花岗岩外墙，没有任何装饰，只有门廊上方刻着一行金色大字：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大厅里的色调是浅灰和深棕，没有红色旗帜，没有领袖画像，只有正面墙壁中央高悬着国徽。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

    五百个座位，座无虚席。

    前排是战争受害者代表——失去双腿的老兵、双目失明的平民、儿子死在战场上的母亲。，再往后是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由各区和各工厂工会推选产生。

    最后几排是记者，德国本国的，还有从法国、苏联、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美国和日本远道而来的。

    记者们架好相机，铺开笔记本，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被告席在审判区的左侧，约一米高的木栅栏围成。栅栏里面放着一把普通木质椅子，椅子上坐着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坐在那把椅子上，脊背硬挺着。

    而在威廉二世对面的审判席上坐着五个人。正中是审判长，柏林高等法院资深法官斯克劳泽，六十二岁，瘦高个，面容清癯，花白头发，戴一副老式金丝眼镜。

    他的左右两侧各坐着两名人民陪审员——两名工人、一名农民、一名士兵。

    审判长斯克劳泽敲了一下法槌。

    “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现在开庭。”

    “被告人，请起立。”

    威廉二世扶着椅背，缓缓站起来。他的腿不太好，起身的时候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嚓声。

    “被告人，请报告你的姓名。”

    “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托·阿尔贝特·冯·普鲁士。”

    “职业？”

    “曾是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现——无业。”

    斯克劳泽翻开面前的文件：

    “被告人威廉·霍亨索伦，本名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托·阿尔贝特·冯·普鲁士，生于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五日登基为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退位，流亡荷兰。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在北大西洋公海被德国海军逮捕，同日押解回德国。

    现以‘反人类罪’、‘发动侵略战争罪’、‘对本国人民犯下严重失职罪’三项罪名，被提交人民法庭审判。

    公诉人，请宣读起诉书。”

    公诉人席上坐着一位穿深蓝色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