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日本人的事。”伊克斯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加纳反对请日本人来。他在内阁会议上拍过桌子，说‘日本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是狼’。

    如果他在任上，这件事被爆出来，他会不会把责任全部推到总统和我们的身上呢？”

    珀金斯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

    “哈里，我们需要想办法。”

    “什么办法？”霍普金斯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但很快又压了下去。

    “让总统现在就醒过来？我做不到。让加纳主动放弃继位？他不会。让国会修改继任法？来不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等。等总统醒过来，或者等加纳上台。”

    “哈里，如果加纳上台，他会怎么做？”伊克斯的声音从墙壁那边传过来。

    霍普金斯闭上眼睛。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加纳的政治立场、性格特点、朋友圈子和过去的投票记录。

    加纳不是蠢人，他精明，务实，知道怎么在国会山拉票，知道怎么和媒体打交道，知道怎么在公众面前摆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表情。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没有方向。

    他会拆掉新政，但他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

    他会叫停对美共的强硬政策，但他不知道如何与美共共处。

    他会取消对英国的物资援助，但他不知道如何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谈判。

    他会把罗斯福留下的东西全部扔掉，然后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走。

    “他会先稳住军队的。”

    霍普金斯睁开眼睛。

    “加纳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得克萨斯人，得克萨斯人爱枪。他不会裁军，但他会改变军队的方向。

    他可能会把已经集结的日本部队挡在门外，告诉东京我们有新的政策了。”

    珀金斯摇了摇头。

    “他不会的。加纳不是那种人。他没有那个胆子。”

    伊克斯从墙壁上直起身。

    “弗朗西丝说得对。加纳没有胆子。他不敢对抗国会里的保守派，不敢对抗军方，不敢对抗华尔街。

    他会摇摆，会妥协，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选择最容易的路。

    最容易的路不是往往不是最好的路，而是通往灾难的路。”

    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

    “我们不能让加纳上台。

    总统这四年做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是几千万美国人的事。

    那些领到救济金的失业工人，那些拿到低息贷款的农民，那些住进公共住房的贫民窟居民——他们不是相信罗斯福，他们是相信新政。新政没了，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封锁消息。不能让公众知道总统的真实情况。对外只说‘总统正在接受治疗，情况稳定’。

    第二，稳住内阁。不能让任何人在这时候跳出来支持加纳。每个人都要表态——在总统恢复之前，一切照旧。

    第三，联系最高法院。如果加纳试图在总统昏迷期间做出重大决策，我们可以申请司法干预。拖到总统醒过来为止。”

    走廊里又安静了。

    “我进去看看。”

    霍普金斯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他推开病房的门，走了进去。

    病房里的光线很暗，只有监护仪屏幕上的绿光和床头灯微弱的橘黄色光晕。

    罗斯福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眼睛紧闭着。

    霍普金斯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握着罗斯福的手。

    “富兰克林，你不能死。”

    他的声音很低，

    “你死了，这个国家就完了。”

    这时，走廊尽头的大门打开了。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病历。

    “医生，总统的情况怎么样？”

    伊克斯迎了上去问道。

    医生看着他，

    “没有变化。深度昏迷。生命体征稳定，但没有醒来的迹象。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伊克斯的嘴唇动了一下。

    “他能醒过来吗？”

    医生沉默了片刻。

    “从医学上讲，有可能。但没有人能保证。”

    华盛顿，副总统官邸。晚十时。

    加纳坐在书房里、看着那份刚从白宫送来的文件。

    文件不长，只有几页纸。标题是“关于总统暂时无法履职期间由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的行政命令”。

    他已经看完了。字不多，意思很清楚——罗斯福没死，但暂时干不了了。让他代理。

    加纳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签了自己的名字。约翰·南斯·加纳。签完之后，加纳